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论家、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

　　苏轼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还)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苏辙《龙川略志》卷三)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询意见，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立即召见苏轼，问“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也不客气，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励苏轼说：“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宋史·苏轼传》)故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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