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王)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鈇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苏轼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时望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虽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颍滨遗老传》)。
三苏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
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论》)，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文贵自然，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强调文贵有用，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斥苏氏父子兄弟之学为“杂学”，但对苏洵文章却很佩服，称“老苏文雄浑”(《朱子语录》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说：“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苏洵存诗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韩魏公(琦)》更是洵诗压卷之作：“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太常寺礼院编纂，曲台指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末二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轼存词三百多首，苏辙存词仅四首，写得最好的是《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山东诸城)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今江苏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弄清赏，鸿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阙从长年离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去年东武今夕”二句指苏轼为怀念苏辙而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几时有”)。苏辙词的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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