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观；又与姚辟合着《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因欧阳修以参知政事为此书提举官，有些书目往往列在欧阳修名下。这既是一部礼书，又是一部史书。《中国丛书综录》即归入史部。苏洵《史论上》论经、史异同，认为其同有二：其义(写作目的)同：“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用(具体要求)同：“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其别有三：经、史都离不开事、词、道、法，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靠史证实褒贬，史靠经斟酌轻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为用；经为“适于教”的需要，或“隐讳而不书”，故经非实录；史是“实录”，其中有可遵循者，有不可遵循者，故史非“常法”。儒家的传统观点是把经奉为文章的最高典范，苏洵却经史并重，认为二者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中》论修史的四种方法：“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他阐明了史书的真实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的关系。史书是“一代之实录”，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情况；但又不能作纯客观的记述，而应通过作者对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安排，表现作者的爱憎和褒贬，体现道与法，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对于“功十而过一”的人，本传记其功，他传发其过，这样，既忠于史实，又达到了褒善的目的；对于“过十而功一”的人，既要记其过，又要详记其功。这样，既能惩恶，又能开其自新之路。这就把史书的真实性和教化作用统一起来了。《史论下》历评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的得失。苏洵说：“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但指责司马迁“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史记》之中，指责班固“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历史就是历史，是既成事实，可以删其繁冗，补其遗漏，纠其谬误，但不能再创造。若已无冗可删，无漏可补，无谬可纠，则照抄前人记述比把前人记述改头换面以充己作，倒是更老实的治史态度。但班固照抄司马迁、扬雄的记述而不知剪裁，以至造成体例不统一。苏洵强调史书必须忠于史实，指责班固“贵谀伪”，陈寿帝魏而臣吴蜀，都是不忠于客观历史实际的表现。苏洵的多数观点，均切中前四史的要害。雷简夫称其“《史论》，真良史才也”，“得(司马)迁史笔”(邵博《闻见后録》卷一五)，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一一称其“评骘诸家如酷吏断狱”，并非虚美之词。
苏辙与苏轼一样，应制科试所上《进论》也含有史论，即“上自三王而下至五代”的朝代论十二篇，晚年又撰《历代论》四十五篇，多为历史人物论。苏辙有史学专著《古史》，是为纠正司马迁《史记》之讹，补充其佚而作。苏籀《栾城遗言》说：“公年十六为夏、商、周论，今见于《古史》。”可见苏辙《古史》也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撰著，但主要是两次贬官筠州(今江西高安)时完成的。其《古史序》中说：“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其《后记》云：“尧舜三代之遗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于此而明；战国君臣得失成败之迹，太史公之所脱遗者于此而足，非闲废有所不暇者也。”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五称“其所作《古史》，则议论高绝，又非坡所及”。
苏辙亦长于当代史，其《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四卷(今本为上下两卷)，《颖滨遣老传》(自传)两卷，均属当代史。苏辙一生曾见过朝廷很多名臣，如欧阳修、张安道、韩琦、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元祐年间在朝时，刘贡父曾对苏辙说：“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龙川别志序》)但当时他政务繁忙，无暇记这些名臣言行。晚年贬官循州(今广东龙川)，他完成了《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苏轼晚年写了很多即兴式的笔记，而苏辙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的写作却是有计划的，《略志》记所历，《别志》记所闻。《东坡志林》记了很多奇幻怪异的事，表现了苏轼对新奇事物的浓厚兴趣。《略志》、《别志》所载，除少量炼丹术、养生术外，绝大多数都是严肃的朝政。苏轼的笔记，文学色彩浓，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苏辙的笔记政治色彩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正如《四库提要》卷一四W所说：“《略志》惟首尾两卷记杂事十四条，余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别志》所述多耆旧之余闻。朱子(熹)生平以程子(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见矣。”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二书对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具有重大意义。
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
苏洵一反孔孟的传统观点，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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