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认为，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浊臭。但是，他又认为女人是会变坏的，而她们变坏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浊气。宝玉如是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按照贾宝玉的沾染学，一个数十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鲁迅的气息的。然而，近来学界闹清华教授汪晖《反抗绝望》抄袭一案，鲁迅研究界几位学者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捕捉到鲁迅的气息。

　　据悉，这部以汪晖教授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为蓝本成书的《反抗绝望》，在多位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的推举之下，已经被确立为20世纪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纳入了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子们的必读书目。因此，面对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反抗绝望》的抄袭指证，鲁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经推举此书的权威专家)，理应在认真比对涉案文献的前提下，甄别抄袭是非。然而，自这个抄袭案见诸报端20余天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任何一位鲁迅专家对抄袭指证做具体甄别的报道，相反，持续充斥媒体的仍然只是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几位鲁迅专家所谓“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抽象言论。

　　在其最新公开言论中，在始终未针对抄袭指证做任何甄别的情况下，钱理群坚持“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最终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绝望》是抄袭之作，那整部书就没有价值了。”(扬子晚报，2010-04-04)这个理由的荒谬性，相信钱先生在正常状态下，也是明白的。但是，钱先生是过分珍爱汪晖教授这本书了。钱先生与《反抗绝望》的渊源，汪晖教授说得很明白：“答辩之后，钱理群先生代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向我约稿，他们那时正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学术丛书。钱先生年长我二十岁，从1983年经王得后先生介绍相识之后，他一直支持我在鲁迅研究中的探索。我将书稿交给了钱先生——说 来真是一份荣幸，这位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编辑，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在书稿上留下的那些编辑痕迹。”(《反抗绝望·三联版跋》2008)

　　无疑，每位学者都有权利为自己认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辩护；但是，既然“鲁迅研究专家”在一定意义上是鲁迅精神的传播人，这几位鲁迅专家在行使个人权利为《反抗绝望》作辩护时，就有义务传达鲁迅抵抗虚假、追求真实的精神。鲁迅决不肯“以流言为根据”，“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当年的北大教授、论敌陈源(西滢)两度撰文恶意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鲁迅的回应是坦诚认真地将真实公之于众。鲁迅在《不是信》这篇长杂文中回应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鲁迅把学术剽窃视作与“男盗女娼”一样是“人间大可耻事”。蒙受论敌这样恶意的污蔑，在他的心灵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直到十年后(1936)，当盐著和鲁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或日文，“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着这样大污辱的鲁迅，却于伤痛中及时站出来认真负责地澄清事实，不仅据实声明自己著作的学术贡献，而且也坦然说明了自己所受的学术影响，对事实毫无隐瞒。正因为鲁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灭的真价值，作为论敌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适，才会在鲁迅去世之后，针对苏雪林等人对鲁迅的无理攻讦，仗义直言：“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书信集·中册》) 鲁迅在回应抄袭指控时的坦诚负责，是我们面对学术争执时的楷则。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节――真价值。

　　王彬彬教授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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