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俗文学深受多种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再只是“武侠、言情、公案”，而当代通俗文学以影视剧为主导，其推手是新的媒介文化

　　关注通俗文学的当代形态

　　通俗文学是在传播与接受的互动运作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学形态，人们之所以习惯于从大众品味、娱乐消遣功能，以及其自身的商品属性等方面，分辨出它与一般文学的原则分野，其原因就在于通俗文学这种特殊的产生机制和生存机制。尽管通俗文学历史相当悠久，但由于传播方式的更新，接受模式的变化，通俗文学的形态也随之不断出现新的气象。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通俗文学观，与其将通俗文学定义为一成不变的文学类型，不如将它定义为不断发展的文学形态。理解了这样的道理，就能历史地、理论地概括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进而认识通俗文学的当代形态。

　　最典型的通俗文学一般认为是近代城市化生活兴起，市民阶层形成，文化消费市场初步发达的结果，不过如果按照这样的内涵理解和阐释通俗文学，正像通行的通俗文学概念那样，犯了对此前业已形成并发挥很大作用的古代通俗文学过于忽略的错误。其实典型的通俗文学不过是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或可称为市民通俗文学，它往往以市民的休闲趣味为主体内容和价值目标，同时也以市民为接受主体，这样的通俗文学往往满足市民普遍的猎奇心理、粗糙的道德意识，加之富有民间风情的想象和崇拜，从而形成了武侠、言情、宫闱、公案、侦探、滑稽等传统和经典类型。即便是到了当代社会，只要类似的市民趣味仍然流行，只要类似的文化市场继续存在，这种传统的通俗文学近代形态就会依然存在。实际上，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文学，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文学，虽然加进了现代意识和当代情感，但其基本类型反映的仍然是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源于政治要求的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就一直没有真正止息过，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簇生了相应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与传统的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拉开了距离，体现出浓厚的现代政治要求和人生意味，代表着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这些通俗文学已不再典型地体现文学市场化的特征，而是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通俗作品。通俗文学的这种现代性因素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人“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倡导，而30年代流行的文艺“大众化”和文学下乡、文学入伍的运作，40年代初展开的“民间文学形式的讨论”，50—60年代“红色经典”的创作潮流，以及各种“工农兵文艺”，这些都应该被视为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现代形态的通俗文学以政治要求取代了其近代形态的市场要求，因而必须从“政治文化”角度及其历史合理性加以阐释。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政治文化”无疑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观察中国通俗文学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通俗文学的研究往往将某些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排斥在外，是因为研究者习惯于甚至拘泥于以通俗文学的近代形态为基础的通行概念，忽略了通俗文学除了其典型的近代形态而外，还有相异其趣的现代形态和当代形态。在通俗文学的现代形态考察中，是否具有“商业性”早已不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取这种文学现象，虽然这样的文学仍然以最广大群体的读者面为追求对象。

　　随着经济建设和市场机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逐渐占主导方面，政治文化不再强烈地影响文学特别是文学的通俗化运作，但文学的通俗化运作并没有停歇，只是以新的形态和方式更多地回归市场，形成了它的当代形态，其展现的方式主要是走出传统传播构架的媒介文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大众传播的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朗，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中国内地的媒介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形成了覆盖面极广、渗透性极强的媒介文化潮流。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已经有了质变，原本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化而言，但是在今天，只有媒介文化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它超越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纠结，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商业化为运行方式，以世俗化为价值尺度，显示出开放性、技术化和市场化的当代风格与气派。大众传媒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及其对市场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媒介文化产品的适俗性质与消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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