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

　　-靳大成

　　看了王彬彬先生批汪晖的文章，也看了媒体和网络上跟进的贴子，特别是采访中王彬彬先生回敬钱理群先生的那句话，不禁令人感概：昨天的历史刚刚发生，还没过去，就已经被人视而不见，遗忘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缺少历史感并不知对历史应抱同情之理解态度的人，只凭几页文字就以为可以进入历史，把握史实，以今度之，妄议过去的历史是非。因搬家数次，我手边恰恰没有《反抗绝望》这本书，就对这部著作的整体评价而言，我同意钱理群先生和张梦阳先生的判断和结论，也还能想起当时汪晖提出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后引起的讨论。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也是与汪晖争论最多最激烈的人之一，这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史环境与理论研究变化的思想动机作点描述，似乎还有必要。

　　常常会有年轻学人问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学术氛围，对此我感到真是一言难尽。可以简单地说，在经历了新时期前几年缓慢地过渡后，八十年代是一个新的思想观点迭出、人们精神高昂高歌猛进的时代。那时三代人同时登上(前两代是复出)学术舞台，人们有点像是一群长期困居在土地狭小人口密集地方的过剩劳动力，突然有机会闯入一个新的绿洲，于是拓荒者们奋力开拓出了一大片处女地。那被压抑多年的创造力突然迸发出来，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识准备够不够，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脑儿的要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论，创建新体系。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鸣鼓而攻之，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则伸出双臂而拥抱之。今天的人往往很高明地指出那时的人们是多么幼稚、浮躁，却忽略了时代对人的要求和历史对人提出的任务是多么急迫。老、中、青三代人同时迸发出的创造力，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命题。他们各自的学术训练，知识准备、思想资源都不同，很多想法也并不成熟，做法也经常不够规范，但是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会发现那个时代对于新知的渴求，急于摆脱旧知识体系的束缚，简直令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往前究竟该怎么走姑且勿论，但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下去了。“新知”不仅具有知识更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们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新”文化的历史需要，要对当下的历史过程给出全新的解释，要给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选择道路，要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做理论准备。

　　我记得刘再复曾说过，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带导师。这话怎么理解？要是从学识修养、文章做法、理论功底来讲，当然是导师带学生；但若是从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来看，的确是那几批研究生比导师们更为积极地、激进地推动这个发展势头。当然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祸，甚至出了不少洋相。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虽然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连如何规范地引用资料、做注释都不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引领着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简单地以“浮躁”、“游谈无根”来判断当时的历史正误，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对过去人们所犯的“简单的”错误大唱胜利凯歌，就会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深层社会心理与历史活动的动机。这里略举几例吧。我记得陈平当时讨论中国史与西方史的长文，意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封建制度延续如此长的问题，在光明日报上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年年轻学人的冲劲儿。1983、1984年，由于当时学术界鼓吹“三论”的文章越来越多，已成热潮。我的一位学兄(八三级硕士生)也写了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出来的文章。当年我曾经在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七年多，整天接触的就是仪表、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来后，我不像别的搞文学的师、友们说的“看不懂”，而是觉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对于系统论、控制论术语运用得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到他说的不是“文学”，而可以是任何什么东西。像这样一种以简单化了的“三论”生生搬来解说文学，的确令人感到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文学理论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这些表现，大概都属于“成长的烦恼”之必经阶段罢，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可真够生猛的啊！后来我这位学兄在另一个方向的研究上下了功夫，别树一帜。如果我足够认真的话，我会把他后来的这些研究著作找来研究批判，而不会只对他年轻时的习作穷追猛打，抓着不放。

　　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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