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运用诸多文学史史料，从对传统武侠观念的改造，对传统创作方法的革新，文化含量和艺术借鉴方面，说明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并辨析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认识。
【关键词】 金庸小说/文学/文学革命
1994年10月25日，我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的仪式上，曾发表过一篇贺辞，称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大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品位，“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冯其庸教授会后即表示，他很赞同我的看法。此后，贺辞以《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为题，在当年12月号《明报月刊》上刊出，我接到一部分朋友以及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或电话，认为讲得很有道理，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就连现在正猛烈攻击金庸小说并称我的《金庸小说论稿》是“毒蘑菇”的袁良骏先生，也曾向我索要贺辞的复印件，还在1999年3月出版的《香港小说史》绪论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五十年代中期，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开了香港小说的新生面。尽管香港一些“纯文艺”作家对他们评价依然很低，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他们确实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金、梁等人的武侠之作，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文化历史内涵，也努力学习了“纯文艺”创作中某些艺术经验(如人物性格的刻画)。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近，袁先生在2003年8月号《香江文坛》所载《与彦火兄再论金庸书》中说：他一开始就“不同意”说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那我实在不知道袁先生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了，其实，学术问题只要实事求是，不编造不说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都是可以正常地进行有益的讨论的。寒山碧先生说：“誉之极至，谤必随之”(见《香江文坛》16期)，我看这话有道理；问题在于，称金庸小说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否即“誉之极至”?如果金庸小说确实对传统武侠小说实现了重大而相当全面的变革，可不可以这样评价?九年前的文章只是一篇“贺辞”，受发言时间和文字形式的限制不能充分展开，如今续写这篇《再谈》来申述我对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的看法，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
一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告诉我们什么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界与学界谈论“文学革命”者，可谓多矣。
世纪之初，梁启超一人，就先后提出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四个口号。梁启超在政治上只是个君主立宪派、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但他在文学上却倡导了四种体裁的革命，希望对历来居于正宗地位的诗文进行变革，也希望将封建士大夫一向鄙视的小说、戏曲提高到重要位置并且赋予新的内容，其目的都是为推进变法维新——尤其为“新民”服务。梁启超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实践所得的成果并不丰硕，但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毕竟有着启迪作用。
“五四”倡导新文学的人很多，提法也很多：讲“文学改良”者有之，讲“文学革命”者有之，讲“文学进化”者有之，讲“人的文学”者有之，讲“文学革命”者亦有之。人们从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过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就以为他仿佛是个有别于革命派陈独秀的改良派，其实不然。早在《藏晖室剳记》1916年4月5日条下，胡适就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胡适后来不但讲“文学进化”、“建设的文学革命”，而且还在《<海上花>序》中，从艺术结构、性格刻画和语言等方面给予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很高评价，称这部小说为一场“文学革命”。胡适说：“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话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可见，胡适绝不是一个只讲“文学改良”而不讲“文学革命”的人。而发表《文学革命论》的陈独秀，也曾在文中多次将“文学革命”与“文学进化”并提，给予国风、楚辞、五言古诗、唐宋诗文、元明戏曲和明清小说很高评价。文章开宗明义就说：“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指朝代鼎革。绝不相类。”这个提醒很重要，说明他想搞的文学革命只是革新，而不是改朝换代。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也只是仿古文学。在陈独秀心目中，“文学革命”、“文学进化”、“文学改良”三种提法实际含义是相同的。后来的文学史家，将这场新文学运动统称为“文学革命”，实在只是一种如实概括，并无故意拔高“革命”而贬低“改良”、“革新”之意。所以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说：“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
但五四文学革命确有缺点。一些倡导者最初对科学、人权都理解得比较简单。陈独秀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中就有所谓“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把科学与想象对立起来，使写实文学与近代科学相对应，从而排斥想象、排斥浪漫主义。周作人、钱玄同在正确倡导“人的文学”时，却将《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聊斋志异》等都说成是“非人的文学”。这种态度，即影响了对传统小说的评价，也妨碍人们正确对待五四以后的通俗文学。1944年初，在延安平剧院发生过与文学有关的“旧剧革命”。这“平剧”其实也就是京剧，当时曾作过一些改革的试验。到1964年重又提出的“京剧革命”，则是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不同于以往各种文学革命的是，这两次京剧方面的革命，都由权力机构所发动。后一次不久即被卷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国性政治动乱之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并被其吞没。
一系列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二十世纪所谓文学革命，既与暴力无关，也不是要割断文学传统或抛弃传统文学。它只是文学上比较重大的改革。或者说是文学上比较显著的进化。尽管不同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其追求目标与实质内涵并不相同，有时比较平和，有时较为激进，但要求对当时文学现状进行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则是它们的共同点。第二，文学革命常常需要一个较长的实践过程，而且有时还会经历某种曲折。但只要客观条件成熟，倡导者主观上又能谨慎从事，这类“革命”不但能够发生，而且完全有可能获得成功。历史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和“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便是明显例证。而权力机构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用行政命令方式推行的这类革命，却常常由于违背文学艺术的规律而事倍功半，其间的因果关系值得人们深思。第三，文学革命并不专指某种文学派别的某种文学运动，也可以泛指作家个人在文学上实现的重大变革和重大推进。胡适称《海上花列传》为“文学革命”；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文章中称卡夫卡进行了一场美学和文学的革命；这些都是例证。可见，对一位成功的作家的艺术实践用“文学革命”来形容，并不始于严某，不值得大惊小怪。
二 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观念的改造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称得上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根本原因在于小说自身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贡献。
首先，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作品的一些重要观念进行了改造。他的小说虽仍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
传统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们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金庸作品则对此类思想观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水浒传》里的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之恨对完颜洪烈实现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要为父亲杨康报仇，曾经死死盯住郭靖，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彻底放弃了复仇的念头。《雪山飞孤》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宁可自己遭害，也决心制止胡、苗、范、田四姓子孙冤冤相报的做法，这些情节感人至深。金庸并不反对处死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这就是现代人的思想。金庸小说中的侠士，无论是郭靖、杨过、张无忌、狄云，还是周伯通、乔峰、令狐冲，都是性情中人，和旧式侠客替官僚当保镖大不相同。他们行侠仗义，天真率性，爽朗热诚，全无顾忌，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封建官府的鹰犬。旧式武侠小说那些正面人物，总是热衷仕途，以行侠求封荫；金庸笔下的侠士则彻底抛弃了“威福、子女、玉帛”那套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这些人每位都是一棵独立的大树，而不是依附于它物的藤萝。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更重要的，金庸小说通过郭靖、乔峰等形象，提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思想，强调侠士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金庸笔下侠士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结合。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绝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五四”新文学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鹿鼎记》中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是金庸所要鞭笞的形象，因此根本不存在有的学者所谓的“对于‘纯洁崇高的爱情’的解构”)。
再有，传统武侠小说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