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像茅盾、郑振锋、翟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却也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一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逢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们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鹏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②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弄老鼠似地只顾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⑤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君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君页以病亡，朗乃刺杀君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行，足以称纪？⑥
    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
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好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⑦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民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著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间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揭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⑨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词。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属，决不受下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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