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在目前的金庸小说研究与批评界, 有两种常见的现象, 即异元批评和过度阐释。文章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现象及其根源。作者指出, 导致两种现象的根源, 在于研究者和批评者内心根深蒂固的新文学本位意识。
【关键词】 异元批评; 过度阐释; 金庸小说; 新文学本位意识
在金庸小说研究和批评界, 有两种经常出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解释现象, 即异元批评现象和过度阐释现象。前者多发生在金庸小说的反对者身上,后者多发生在支持者身上。有意思的是, 尽管表面看来, 双方对金庸小说的具体态度和观点截然相反, 病因却是基本一致的——都因难以逃出目前主流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视野的某些局限, 才会不自觉地出现上述两种现象。正因为如此, 问题才显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对这一问题加以思考与透视, 则不仅不利于金庸小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而且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客体”, 对当前中国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自我修正与革新所具有的重要参照价值, 也难以真正得到彰显。这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所在。
一、异元批评现象
“异元批评”的概念, 在当代学术著作和论文中似不多见, 故而在进入现象分析之前, 需要对此概念略加辨析。以笔者所见, 专文提出这一概念并加以分析和阐述的, 只有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安海教授。前者主要是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界的现象进行分析, 后者则更偏重于理论性探讨。在 2002 年发表的《阻隔与沟通: 异元批评与对话批评》一文中, 刘先生将“异元批评”作为“对话批评”的对立概念提出。按他的解释, 所谓异元批评, “是指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各个批评者由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学观念的不同以及所持的批评理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方法的相异, 常常使得在批评同一对象时所持的见解和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迥然有别, 而且批评的双方根本无法形成对话。”[1]看得出来, 刘先生对“异元批评”概念的理解与界定, 主要是从批评者( 即人) 的角度来说的,适合于透视双向或多方的批评(争论)现象, 而不太适合于透视单向的批评现象。相对而言, 严家炎先生的界定与解释则更着眼于批评对象即文学作品。按照他的解释: 所谓异元批评, “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作品之间, 硬要用某‘元’作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 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譬如说, 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 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 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 如此等等。这是一种使价值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 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 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2]以上两种解释, 虽然着眼点不同, 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是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 由于批评者在批评观念和价值立场上的严重错位, 导致批评者的批判行为, 在本质上是无效的——前者导致论争各方自说自话, 相互间难以形成真正对话; 后者导致批评者对批判对象( 作品) 的评价, 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 本质上却不符合文本实际, 有着“论斤称布、以尺量米”的荒唐色彩。本文将主要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只是在与“对话批评”概念相对使用时, 取前一种意义。
如引言中所说, 金庸小说批评界的异元批评现象, 主要发生金庸小说的反对者身上。如果将他们的言论稍加透视, 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以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观念和艺术逻辑, 对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小说的幻想性特质加以攻击, 称之为“虚假”。譬如 1994 年, 在中国大陆学界率先对金庸小说发难的鄢烈山先生, 在其《拒绝金庸》一文中开篇即说: “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据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 一向无惑又无惭。……我固执地认为, 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 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的活灵活现, 我都根本无法接受。”[3]1999年, 和严家炎先生发生正面交锋的袁良骏先生, 在基本观点上更明确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观与文学批评立场, 他说: “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 而是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 “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 仍然是不食人间烟火,仍然是天马行空, 云山雾罩”[4]。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另外两位反对者合写、并于翌年发表的《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 》[5]一文中。当然, 最为典型、在大众中影响面最大的还是王朔, 在 1998 年成功挑起著名的“王、金风波”的《我看金庸》一文中, 他这样说: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 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的那一部分”,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那么狭隘、粗野, 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 差不多都不可理喻, 无法无天, 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 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6]王朔的话虽然比较感性和夸张, 却有相当的穿透力和迷惑力, 他的观点在当时又获得过相当广泛的共鸣, 故而需要来辨析一下。首先必须承认, 王朔所言非虚, 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 确实有着明显的简单化、概念化痕迹。但问题是, 第一, 文学的“真实感”是否只能有一种?按照我们的文学常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即使是以最狭隘、最简单化的分法, 文学的真实感也应该包括两种, 一是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感, 即王朔所要求的“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的真实感; 一是象征意义上的真实感, 即虽然在人类中没有真实存在过, 却是“可能”存在的、与人类心灵相应合的真实感。前者可称为“近距离的真实感”, 后者可称为“远距离的真实感”。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 一般而言,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多给人以前一种真实感, 而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 以及童话小说、寓言小说、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则更多给人以后一种真实感。这其实是不必辩解的, 既是常识, 也是王朔内心实际上有数的, 否则他就不会脱口而出, 说“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这样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话了——这样一来, 要否定段誉的真实性, 他就必须连贾宝玉也一同否定掉了, 显然后者对他是不利的, 那样不仅会自曝命门, 还会引起公愤。从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王朔内心的某种隐在矛盾。既有内在矛盾, 却根本没有觉察, 依然要坚决地指责金庸小说虚假,不是现实主义文学本位意识作怪又是什么? 第二,不妨退一步说, 即假定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纯幻想性的, 我们也必须追问: 是不是所有的小说样式, 在人物塑造上都必须严格遵守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显然, 像童话小说、寓言小说、幻想小说、鬼怪小说、荒诞小说等等, 如果不给予其较大的假定性艺术空间与自由, 这几类小说恐怕早就灭亡了。而金庸小说恰恰是一种融会了幻想小说、童话小说和寓言小说质素的小说形态, 自然就会带上这几类小说本质上的幻想性或假定性特征, 这本来就是这种小说形态固有的艺术权利和自由。如果无视这种艺术权利和自由, 仍然固守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 大斥其虚幻性, 大斥其“不可理喻”及“不食人间烟火……天马行空, 云山雾罩”等等, 不正是异元批评的典型表现?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金庸小说之所以会遭受到那么多人的本能排斥和猛烈抨击, 以至于至今都有许多人面对金庸小说登堂入室、进入高雅殿堂( 如学术研究、文学史、中学语文课本等) 的局面愤愤不平, 或困惑不已,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骨子里现实主义文学本位意识太强而不自知, 常常处于一种观念错位之中。其实, 对于反对者来说, 如果能够对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立场不过于自信, 对其缺陷之处有所认识和警醒, 他们的许多偏激情绪就可以有效消除。举例来说, 如对王一川先生将金庸排入 20 世纪文学大师一事, 反对者只要能静心听听他的解释——“长期以来, 我们仅以‘现实主义’这一标准衡量文学创作, 这未免失之偏颇, 金庸作品的特点是, 用通俗手法表现深刻内涵,情节虽然荒诞, 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7]——再想一想自己的现实主义本位立场, 我想就不至于空自愤懑, 伤肝伤肺。
二、过度阐释现象
过度阐释现象不仅主要发生在金庸小说的支持者身上, 而且集中体现在他们对金庸小说之现代品格与意义的分析与阐述中。
目前为止, 学术界对金庸小说之现代品格的研究, 主要在两个向度中展开, 即文化内涵的现代性和文学品格的现代性。其中, 已被阐述得比较充分或者说基本上形成共识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金庸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模式, 尽量消解了“武”这一小说元素的暴力性和血腥味; 二是金庸[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