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领域, 过度阐释的现象时有出现。限于篇幅, 这里只以程度的轻重, 各举一例。程度相对较轻的过度阐释例子, 是陈墨先生之于金庸小说中的“孤独意识”的论述。陈先生对金庸小说之现代性的研究, 一个主要着力点就是对金庸小说之“孤独意识”的发掘。看得出来, 他对此也是颇为自重的, 故而将自己的一本主要著作取名为 “孤独之侠”。在该书中, 他阐述道: “所谓的孤独之侠, 是指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孤独者。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是他们大都是些孤儿,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独子。进而, 他们生存于世, 虽或有师门兄弟, 或有帮派团体, 看起来同道甚多, 热闹非凡,但却没有或缺乏真正的朋友。在人群之中, 他们都是真正的孤独者。就算《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虚竹、段誉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但却从未见到他们有真正的内心交流, 萧峰之死就完全出乎虚竹与段誉的意料, 因而这一死也是真正的孤独之死。”[8]这段话显然是全书的主旨所在, 但其牵强之处确实让人担忧。首先, 它与我们的阅读感受显然有一定的抵牾之处, 因为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 大多数在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份坚定, 他们个人的生命立场、目标与意志大都十分明确而坚定, 他们在倍感人世沧桑和内心孤独的同时, 几乎都拥有一份相当充实而坚定的内心感觉。其次, 陈先生说他们缺乏真正的朋友, 萧峰与段誉不算么? 那种刹那间心地敞亮、心灵相通, 并从此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内心感觉, 算不算是真正朋友之间才有的?推而广之, 异性间那一份超越爱情本身的心灵默契(如郭靖与黄蓉、杨过和小龙女、令狐冲和任盈盈之间)算不算是真正朋友式的心灵交流? 再次, 陈先生在这里连续使用“真正的”这样一个相对模糊的修饰词, 其意到底何指也让人迷惑——也许是指一种更高的、人类终极意义上“真正的心灵交流”和“真正的孤独”?但这就太悬了, 若以此为尺度,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 我们能找到不孤独的人物么?当然, 我并不是说金庸作品中没有孤独意识, 对于金庸这样一个历经坎坷、内心体验丰富、创作期间还遭受过严重误解和屈辱的作家来说, 笔下流露出较强的孤独意识, 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从他处理人物的惯常方式上看, 金庸总是会在表现主人公之孤独感受的同时, 又赋予其一种异乎常人的生命意志、一种相当饱满的生命激情与热力, 以此来冲淡人物内心及小说底蕴上的孤独感觉, 从而使小说的内在情感世界获得一种结构性力量, 以维持一种极富张力的内在平衡。至于说这些人物大都是独子, 我更愿意简单地理解为作者写作时一种必要的回避策略, 否则人物关系枝蔓太多, 作者恐怕难以招架。而且众所周知, 金庸小说在结构上深受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影响, 这类小说一般都是以单个人物为主线。但我们显然不能说流浪汉小说里都会表现孤独意识, 更何况对其笔下大多数主人公, 金庸并没有直接交代是不是独子, 也许他只是把他们的兄弟姐妹隐去了。因此在我看来, 陈先生的阐述显然用力过猛, 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

更严重的例子出现在一些野心更大、目标也更大的论述中。譬如有学者在对金庸小说之于现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地位进行阐述和论证时, 这样说道: “……在 20 世纪的发展过程中, 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与轻视。正是在这种文学发展的情势中, 金庸以独具的敏锐率先嗅出了民族文化的危机, 并坚持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从事写作, 在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形式中小心翼翼地守护民族文化的血脉, 显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如果单独地看, 这一观点似乎难以辨驳, 但其论据是: “金庸的武侠小说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被轻视与遗忘的遭遇。典型的是《鹿鼎记》。《鹿鼎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朝野上下四方人士都在不惜一切代价争夺佛学典籍《四十二章经》, 然而人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博大精深的传统佛学, 他们争夺的实质是垂涎于藏在经书中49的财宝龙脉图。金庸对这种买椟还珠的愚蠢行为的暗讽正反映出了他对国人轻视传统文化的痛惜。……这种异族人珍爱汉族文化而汉族人遗忘自身传统文化的对比正昭示出了金庸对民族文化危机的深切焦虑。”[9]这样的阐述逻辑显然太牵强了, 非但是典型的过度阐释现象, 且明显有误读的成分在内。

如果单纯从策略上来说, 支持者们如此专注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 多少显得不太明智。其一, 总体而言, 表现现代人的情感与生存体验, 至少不是小说家金庸的长处。且不说由于武侠小说文体的限制, 使他无法在这方面和一些优秀新文学作家相比, 即便在武侠小说作家中, 古龙小说的现代特征就比金庸小说更加突出。因此, 过分专注于挖掘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等于是扬短避长,不仅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 还在一定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视线, 阻碍人们去充分认识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换句话说, 不管人们挖掘得多么充分, 对于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来讲, 其现代性价值毕竟只是二流的东西。如果以此为据, 将他放到 20 世纪新文学作家行列中, 则不仅其真正大师级的品质无法充分彰显, 反而还会给人以不过尔尔之感。其二, 这样做要冒很大的学术风险——假如金庸小说中的现代性因素, 并不像支持者们所预想的那么丰富, 过度阐释现象自然就在所难免。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支持者们竟有如此欠明智之举呢?

三、原因分析: 新文学本位意识

导致这两种批评现象的根源, 可以从双方的对峙格局中去寻找。

从反对者的角度来说, 他们坚决拒斥金庸的原因, 除了其文学观念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位意识过强以外, 还包括他们内心里另一种相对狭隘的观念意识, 即现代本位意识。这在他们文章中很容易看出, 因为他们批评金庸小说的主要火力点之一, 就在于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中“天生具有”的所谓“旧意识”。除了上文提到的鄢烈山先生、袁良骏先生等人的文章外, 何满子先生发表于 1999 年前后的《为武侠小说亮底》、《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等数篇文章, 其主要观点也正是如此。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 在反对者这里, 文学观念上的现实主义本位意识和文化观念上的现代本位意识, 其实最终都可以归结于一点, 即新文学本位意识。因为众所周知,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样式, 即是现实主义文学, 而新文学的发展与成熟, 又始终是在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现代性焦虑”中完成的, 这导致新文学在文化价值取向上, 极度倚重于现代性价值。因此, 在当前中国许多人的文学观念中, 是否具有丰富的现代性价值, 就成了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基本标准, 进而也就使得新文学本位意识中, 必然就包含着现代本位意识。这一点, 从一位青年学者的话里即可得到清楚的印证: “金庸小说的叙事能力绝不在王朔之下, 从他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学术功底、文化观念、历史知识都让我钦服。但是, 金庸的小说完全不能称之为‘新文学’, 他总是在极力张扬一种传统的人格理想, 而这恰恰与现代人的意识构成矛盾冲突。我认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应该体现出一种现代精神以及自由、民主、开放的意识, 这恰恰是金庸作品无法体现的。”[10]总之, 反对者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斥金庸, 本质上正是其骨子里的新文学本位意识所致。而当他们纯粹以新文学艺术逻辑和文化价值标准去批评金庸小说时, 异元批评现象的出现也就变得无可避免。

从支持者的角度来说, 显然, 他们之所以会将研究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 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反对者的巨大压力。从这意义上说, 他们所做的这种学术努力, 可视为一种群体性的自觉回应。应该说,支持者们的这种回应,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即金庸小说在 20 世纪中国主流文学格局中的身份合法性问题, 甚至还关系到金庸研究( 即“金学”) 本身的学术合法性问题。正因为有着这么繁重的、超出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本身的外在压力, 支持者们在阐释金庸小说时屡屡出现过度阐释现象,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以理解。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从另一面看, 金庸研究界这种“过度聚焦”的研究格局的形成, 包括过度阐释现象的屡屡出现, 与研究者内心里的新文学本位意识也难脱干系。关于这一点, 我们从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中, 就可找到一定的线索。在该书中, 作者总是试图通过对金庸小说中现代性因素的挖掘, 为金庸小说构筑一座通向现代性的桥梁。所以在全书具体讨论金庸小说的 9 章中, 用了 4 章探讨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生活化趋向”、“影剧式技巧”、“新文学功底”, 即便在其它几章谈“义”、“情”、“武”、“传统文化”时, 论述所指也总是金庸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气质[11]。虽然从策略上讲, 严先生这样做, 无疑是对反对者最有力的回击, 且从学术价值角度讲, 该书也是迄今为止金庸研究界学术价值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 但如果要追思一下其遗珠之处, 则该书总体上所倚持的基本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 毕竟有令人玩味之处——尽管从书中的主要内容看, 作者已基本不囿于新文学视野的限制, 但从全书之结构脉络以及多处的论述逻辑看,作者显然也未能彻底摆脱新文学本位意识的纠缠与限制。对此,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即可略见端倪。无庸讳言, 在目前的金庸研究界, 这种新文学本位意识的存在, 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对此, 不用多举实例, 只要看看近几年的一个醒目的现象——相当多的学者在评价金庸的文学史地位时, 中心话题总不外乎是“金庸小说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金庸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等等, 亦即在历史视野上总是跳不出“20 世纪中国”——问题就会被凸现出来。不妨追问一下, 既然金庸小说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新文学作品的、更具汉语小说本土性特征的小说形态, 为什么一定要放到 20 世纪中国文学或新文学视野中来考察?亦即为什么不能放到汉语文学的整体语境和历史视野中去考察中国大陆学者中, 只有冯其庸、陈平原等少数学者以这种眼光审视过金庸, 但不系统)呢?中国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 什么时候竟变得如此缺乏长远的历史意识和眼光了?这是不是和我们内心里那种新文学本位(现代本位)意识有关呢?……如果觉得这样说有点空泛, 则不妨再来看一个实例, 即有学者在论证金庸小说的文学史价值时, 曾这样说: “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 80 年代中期, 集中在韩少功、阿城、郑义、李杭育等作家评价‘寻根文学’的时候也许都没有意识到, 早在五六十年代,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已经透露出了强烈的寻根意识, 可以说金庸是当代‘寻根文学’当之无愧的先锋。”[12]其观点本身或许无可厚非, 但如此迫切、不避嫌疑地要将金庸小说往主流文学(新文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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