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全方位地对金庸及其小说进行了一次扫描，不仅介绍了金庸先生的生平业绩，也总结归纳了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就，同时还讨论了金庸小说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雅俗之争的问题。

【摘 要 题】台港澳海外华人文学

【关 键 词】金庸/小说/成就

【正 文】

　　　　一

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写作武侠小说时使用的笔名（注：金庸这个笔名，是查良镛先生写作武侠小说时使用的，此笔名中的“金庸”二字，是由查良镛的“镛”字一分为二而来。严格说来，在作者开始写作武侠小说之前，不应该用金庸这个名字叙述查良镛先生的故事，但这篇文章专门谈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想还是一律用金庸这个名字称呼查良镛先生为好，特此说明。），1924年生于他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金庸先生在《鹿鼎记》第一回的注释中说到他的祖先在康熙时代曾经出现过包括大诗人查慎行在内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1] (p37)的盛况。

金庸先生自幼聪颖而个性突出。在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就和同学合著并出版了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大获成功。继而考入浙江省立联合高中，1941年，在高中读书期间，因为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自编文章《阿丽斯漫游记》讽刺本校的训导主任，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学到浙江省衢州中学就读。1944年考入中心政治大学外文系，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向学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其后小说《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先是不容于桃花岛，后来又从全真教门下逃离，如此经历，似有作者自叙的痕迹，难怪作者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年轻杨过的人性与情感立场上，从而使金庸的创作出现了重大转折。

少年时代即遭遇抗日战争，中学时代在辗转迁徙中度过，母亲在战乱中病逝，自己也曾在随学校迁徙途中病痛交加，对战乱之苦的品尝当深刻入骨。所有后来的小说中大多选择异族入侵时代作为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比之他人纯粹遐想虚构的武侠小说，金庸的作品中多了一份浓郁真切的人生滋味。

从大学退学之后，年轻的金庸在重庆中心图书馆阅览室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光是解决了自己的生计，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看书学习。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后，金庸回到故乡，在杭州任《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及英语电讯收译员。1946年到上海，再入大学校门，到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恰好这一年上海《大公报》招聘人才，金庸在激烈的竞争中名列前茅，被录用为该报的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被《大公报》派往香港任职，由此彻底改写了金庸的人生道路。

金庸最初的人生理想并非成为文学家，当然更不是企业家，甚至也不是新闻家，而是外交官。所以，大学的目标是中心政治大学外文系，退学之后仍不改初衷，进修国际法等专业课程，并且苦学勤思，终有建树。1949年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多篇国际法专业论文，引起了知名学者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等人的赞赏和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庸应梅汝璈先生之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结果未能如意，失望而归。但塞翁失马，祸福难言。西人云，是金子就会闪光，失望而归香港的金庸奋发图强，终于创造出了一番辉煌的业绩。

首先，是1955年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就让人耳目一新；第二部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名声更著；而到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继续在《香港商报》连载的时候，更是洛阳纸贵，满城争睹，从此奠定了新派武侠大宗师地位，被称为“武林盟主”，其声誉开始超过香港另一位杰出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此后的《神雕侠侣》等作品，都不断更上层楼，直至1972年完成巅峰之作《鹿鼎记》后公布不再写武侠小说。其后花费10年时间对过去17年间创作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进行修订，其作风和成就在武侠小说家中均属独一无二。
其次，他还是一位成绩不俗的电影评论家、编剧和导演。从1952年《新晚报》复刊，金庸被调任该报副刊编辑时起，就开始经常用姚馥兰——即英文Your Friend的音译(意为“你的朋友”)——为笔名撰写电影评论，继而以林欢为笔名撰写《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并被电影公司采用。进而于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分别与程步高、胡小风合作导演了影片《有女怀春》(1958)和《王老虎抢亲》(1959)等。

其三，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金庸于1959年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作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明报》，到1993年金庸公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的时候，明报企业已经是一个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拥有日报、晚报、周刊、月刊、出版社等多个传媒单位的上市集团公司。

其四，是一个卓越的新闻观察家和时事评论家。明报的成功，首先固然是因为创办者的经营才干，同时也因为金庸小说的连载不断吸引读者——从《神雕侠侣》开始，此后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都是首先在自己的报刊上连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金庸先生在《明报》工作的三十多年中几乎天天都要亲自撰写一篇《明报》社评，吸引高层次的读者。金庸先生因为撰写出大量具有远见卓识、深入独到的社评文章，被香港新闻界称为“香江第一健笔”。

其五，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和具有影响的传媒领导人，金庸先生曾经会见并采访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严家淦、蒋经国等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为两岸的文化社会交流和政治统一大业奔波努力。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非凡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提出香港政治体制的“主流方案”，为香港回归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是一位好学且博学的学者。多年来，金庸先生勤学不倦，在国际法专业、中国历史专业中尤其学有所长，撰写出多种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1988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其后又获得加拿大UBC大学D. Litt荣衔、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的荣誉院士、剑桥大学两所学院的荣誉院士，后来被聘为中国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并非偶然。
由上可见，金庸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金庸先生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上面提及的武侠小说、电影评论、电影剧作、电影导演、近万篇新闻评论、国际法专业论文等等之外，还有历史学著作《袁崇焕评传》、文艺随笔《三剑楼随笔》（注：《三剑楼随笔》是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人从1956年起在《大公报》上开设的一个文艺随笔专栏，后结集出版同名著作，其中金庸先生的作品占三分之一。） 等。

　　　二

这里要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和与之有关的雅俗之争问题。
早在1980年，台湾闻名出版家沈登恩先生就首倡“金学研究”即金庸小说研究，并征集稿件，首先推出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说》一书，进而出版倪匡的《二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舒国治的《读金庸偶得》、薛兴国的《通宵达旦读金庸》、杨兴安的《漫笔金庸笔下世界》、苏兆基的《金庸的武侠世界》、刘天赐的《韦小宝神功》、陈沛然的《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以及作家、评论家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人的金庸研究文章合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之1-4册等“金学研究丛书”多辑。现今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接替远景公司出版金庸研究丛书，易名“金庸茶馆”，到目前为止业已出版近40种（注：笔者的著作《侠客金庸》和《视觉金庸》被称为38、39种，已出版。）。

大陆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冯其庸教授在1985年创刊的《中国》杂志第一期上撰写的《读金庸》一文首倡金庸小说研究，其后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人民大学冷成金教授等或撰文将金庸研究提上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或开讲座将金庸研究引向大学课堂，开拓了金庸小说评论和研究的先河与新的园地。笔者也曾出版多种金庸小说研究著作。
进而，198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东西方各国40余名学者与会或提交研究论文；同年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远流出版公司又在台北联合举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英、美、澳、以色列以及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26位学者发表论文。其后，北京大学也于2001年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数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出席并提交论文。至此，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科目。
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主编的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入文学大师行列，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论，批判的声音震耳欲聋。而今，金庸的武侠小说又要被列入“世纪文学六十家”，想必又会有新的争议出现。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上有不同的意见，这很正常。

我同意严家炎教授的说法：“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 我想，应该很少有人会怀疑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家，是通俗文学家中出类拔萃者。

然而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显然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如此，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通俗的类型化的武侠小说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没有资格即能不能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显然与我们的文学史观有密切的关系。通常讲解和学习文学史，都是在讲解和学习文学经典的历史，中国文学史当然也不例外。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南戏、明清小说及其四大名著等等，都是堂皇的中国文学经典。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会形成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或印象，那就是觉得文学经典与通俗艺术的雅俗之分有如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观念和印象多少有些似是而非，其中多半是想当然耳，颇似佛家所言的“所知障”，本质上不过是我们自以为是。要证实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的“出身”做一点统计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经典作品之中，不少是由通俗形式中选择和升华而来：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如此，汉魏乐府的经典也是这样，唐宋话本显然是从通俗中来；而明清小说的四大经典，恰恰是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四大叙事类型的代表作品：讲史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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