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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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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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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 金庸/小说/历史意识
引言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对于生于忧患交作、长于外侮内乱的这一辈人来说，这些职业选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绕了一个大圈，实则正在情理之中，关怀始终如一。
金庸最初是希望给学生传授传统文化，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招到学生。一则报道称，有在读硕士生认为：“跟金庸学历史，有点儿旁门左道的感觉，肯定不是治史的‘正道’。”(注：据称，复旦大学一位在读硕士生表示他绝不会去报考金庸的博士生。“去听听金庸先生的课还可以，但真的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去读他的研究生，则未必合适。”他认为做小说叮以对历史“不求甚解”，但治史就不一样，治史需要考证、比较。”(http://www.k12.com.cn/student/liter/artical.php3?id = 331&cid = 2)完全轻看了写作历史小说需要的学养功力。)我相信年轻学子这样认识，一定是受到了某些教授(我不轻言“学院派”)偏见的诱导。如众周知，鲁迅本来学医，后来改行教授中国小说史，同时也写小说包括历史小说如《理水》、《铸剑》、《奔月》等，却从来没有人批评他“旁门左道”。郭沫若也学医，后来写过历史剧和小说，终以史学泰斗著名。我疑心真实原因，一是金庸小说无疑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界一时还没有从“畅销小说”和“严谨学术”的对立中自我解脱；二是金庸要求的两门外语门槛偏高。据说当年钱钟书要求四门外语，把慕名而来的考生都挡在了门槛外。再说万一有个把具备两门外语听说写能力的年轻学子，今天都急着去大口吞噬WTO树上的大桃子，谁还有兴趣慢功细活儿，去咀嚼品味中国历史呢?从这角度看，金庸的绎帐授徒，也许不逢其时。
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限于篇幅不能展开，未尽之言容后详议。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辨析宋代“说话”和“演义”的区别，以为：
“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的责任正在于‘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与深。’‘讲论’即‘演’，‘称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年载兴废，记英雄岁月文武。’‘英雄’一语，揭示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英雄’‘兴废’者‘义’也，从而形成了‘演义’一体，为当时‘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今观凡冠有‘演义’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主干，就是这个道理。”(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www.cass.net.cn/chinese/y-guangong/f16.htm)笔者多年以前曾有小文《＜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演义＞?》论及此节。(署名萧为，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庸不但大谈他对《三国演义》、《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布鲁达库英雄传》、《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注：《金庸小说的时代顺序》(http://www.its.caltech.edu/～awong/jin/.index.html).)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清人王士祯曰：
“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注：《香祖笔记》卷一○。)
钱钟书引之，且曰：
“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注：《管锥编》，中华书局版，第五册，25页。)
可见“讲义演史”虽然朴野，却代表着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价值，即使严谨如史学家也不能，或者不应当无视它们的存在。金庸小说从选材到风格的三变，亦可以窥见他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笔者曾经多次代表文学研究者，当面建议他出版一种保留最初发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许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笔者之论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证据局限的缘由。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我尝言：
“武侠小说上承司马迁‘游侠列传’宗旨，向以‘传奇’(奇人奇事)为皈依。要突出风云际会，特立独行，自必安排在‘天崩地解’之社会大变革中，尤其是暴虐肆行，民族冲突，政权易手的当口，才能充分凸现社会价值系统之激烈冲撞。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正谓此也。”“金庸小说泰半取材于鼎革之际，把握这个关目，正欲以民族存亡、文化绝续的大题目、大关节，来提调读者的关怀，并阐释他的‘侠义’观念。”(注：《显性与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增订版载http://sea.myrice.com/wuxiaa/study/z12.txt，引文见《老子》第十八章。)
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我曾分析过民初“新派武侠小说”的选材特点，略谓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曾揭露出洪门“反清复明”的创立本意，引发了学术界探讨“秘密社会”热，明史研究也成这一时期的“显学”，也不断有新的史料或者遗民私记、稗官野史发掘出来，遂激发一批作家以明清易代为题材，形成武侠创作高潮。事实上香港“新派武侠”的创建者梁羽生及金庸本人的首部小说，也都是由此入手的。
香港影视界长盛不衰的武侠题材如霍元甲、黄飞鸿等，也立意于清廷腐败，抵抗外侮，变法图强，仍然是在延续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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