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用佛学术语来说，这是破除了“知见障”，遂使其小说风格叙事为之大变，脱出窠臼，另辟蹊径，更上层楼。
    我注意到，金庸在《天龙八部》书前“释名”部分中说：“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ｙòｕ@①、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在中国正统历史记载中，这一年的主题词是“绍圣”。一般以为，最终招致“靖康耻”的历史大辱，就是从这一年宋哲宗亲政，“绍述”乃父，再用王安石新法，贬谪“元ｙòｕ@①党人”开始的。但金庸没有理会这个史实，他为什么单单选定这样一个历史断面，颇耐推考。
    最近笔者写作《宋代理学与关羽崇拜》中“神道设教”一题时，恰好研究到金庸标示的这个年代。略谓辽曾数度改易国号，(注：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参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后记》，氏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8页。)“澶渊之盟”之前更号为“大契丹”，据近年对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考释，此刻的“契丹”已被诠释为“中央”之意，“南下牧马”也有与中原争夺文化正统的意味。故宋真宗“神道设教”，以“天书降神封禅”大搞迷信，亦有宣示文化权威，有意用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及周边关系的确切意图。忽必烈总结“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注：《元史·张德辉传》：“岁丁未(1259年)，世祖(忽必烈)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殁己久，令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向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从另一角度讲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自然融合。我提出宋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冲突——融合模式)，这在中国的南北朝就曾初见端倪。魏征比较汉魏六朝以来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注：《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
    我曾以此立论，提出唐所以盛，主要是由于“‘南北文化’，即五湖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合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其中宗教作为极其活跃的思想文化要素，经历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相对平和的“三教论衡”，进行了另一层次上的“大整合”。(注：参拙作《二教论衡与唐代俗讲》，《周绍良先生新开九秩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524)。)而李白、杜甫、王维作为盛唐诗风的代表，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的背后，亦有着“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注：参拙作《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仲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序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744)。)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注：参看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该书将“儒家”改为“华夏”，又将中国、韩国、越南等一起改称为“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东汉则仍然单列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有论者认为“均极有深意”。)是相关而又性质不同的两组概念。
    金庸曾表述过类似看法，他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说：
    “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焦小云记录，《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谈到被动性的“文化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的基本途径，似应考虑到“文化竞争”并非完全“被动融合”，还有“文化主导”的问题。拉杂不赘。
    以此为标志的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注：襄阳之战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写并不精彩。)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龙记》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称“明”字。这一说法应当源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注：《明教与大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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