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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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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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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第49～85页。辑入《吴晗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晗是明史专家，金庸借助包括方腊参加的“食菜魔教”亦是明教流变的说法铺演历史，“魔教”之名因此大振于武侠小说，成为金庸后来善用的某种意识形态象征。近年学者已证明方腊与明教风马牛不相及，朱元璋则与白莲教等其他秘密教派关系更为密切，至多吸收过某些明教的教义礼仪而已。又摩尼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由西域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从罗振玉在《国学从刊》1911年第二册上刊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波斯教残经》开始，日人羽田亨，西人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Paui Peliot)，以及王国维、陈垣等相继发表论文，形成学术热点。有关情况综述可参马小鹤《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义》(哈佛——燕京学社网：http://www.harvard-yenching.net/xueshu/zhongya/mani/006.htm)。)但我测度金庸的本意，还有意在借助这一神秘的西来宗教异质文化，打破佛、道两教斗法的单一格局，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小说情节人物的变数，而且便于吸取波斯、中东的文化元素，为这一时期的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铺设于史有据，却又更加绚丽多姿的背景。我曾言：“金庸以其异域风情，神秘传说，美丽人物，加诸小说铺叙描写之中，时有唐人韵味。”正是指此。金庸对于宗教和民族观念的探讨，成为金庸中后期创作的主题，以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以及丐帮的民间立场，营建历史的总体文化氛围，铺染背景，结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当、全真等宗教史人物开始进入了小说中心舞台。对于史料的选择运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认：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组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注：《＜谢雕英雄传＞后记》，三联版。)
作为独立记载，《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参互补，很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还在《元史》之上。其游吟诗人式的口语特点和马头琴般的慢调风格，也多少影响了金庸此后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另话不提。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无意索隐，不必深究。
《鹿鼎记》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也被他的朋友倪匡认为“《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乍一看去题材上又回复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其实骨子里，即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截然不同，故书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学者面目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他以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注：《鹿鼎记》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史学界对康熙密折制度的集中议论，源于1962年为筹办纪念曹雪芹诞生200周年展览，围绕曹雪芹生日、家世及其与清廷关系的讨论，第一历史档案馆因此公布了曹家、李煦以及其他一些人家的机密奏折。)还说：
“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实际上这也是对《鹿鼎记》的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我有文章分析过康熙帝确立融满入汉文化政策的过程，限于篇幅不赘。(注：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试论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原载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明清论丛》1999年12月创刊号，辑入《纳兰性德从话》，北京出版社以)2000年2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180)。)
余话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这也正是喜欢金庸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爱读史，并且从中总结了很多，他以为：
“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这已是针对现实的感言，可惜无法用他喜爱的武侠形式表达出来了。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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