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却提出，金庸武侠小说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平等的思想具有“殖民主义”的背景，适应港英殖民主义者的要求和利益。据说他们从《鹿鼎记》“瞥见隐匿在满清里面的港英殖民者的影子”、“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此便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渐普及，……港英(尤其七一年麦浩理上任以来)大务推行社会福利，使迈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的呼应的关系。”因此认为“金庸小说的这一‘突破’其实只是殖民教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见赵稀方《“现代精神”的背后》，载《香江文坛》第15期)。在我看来，这实在有点想入非非，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多说几句。汉族和满族的关系是中国的国内问题，这和中国同外国殖民者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绝对扯不到一起。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起，政协共同纲领和宪法都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多次讲话中就提出：今后讲到“清朝”时不要再用“满清”这个词，因为其中包含着民族歧视。1957年8月4日，尽管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两个月，周恩来总理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依然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周恩来还高度肯定了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他说：“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周恩来选集》下卷262页)这就是说，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要贯彻民族平等政策，而且在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也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贯彻民族平等和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学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就发表了一批肯定少数民族杰出领袖人物作用的学术论文，如琰生的《试论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刘大年的《论康熙》等，其中《论康熙》一文尤其因它的新颖、深刻、中肯、独到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注意。金庸作为五十年代初就想进入外交部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各方面的动态包括文化学术上的进展都十分关心，他不可能不知道历史学在评价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方面的这种变化，何况这种变化正符合金庸自己的思考。我们注意到，自五十年代末期起，金庸在一系列作品中(而不只是一部《鹿鼎记》)，都用客观平等的态度写到了少数民族，如《碧血剑》、《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这些与港英当局的殖民教化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金庸在六十年代中期反对“文化大革命”，批判内地及香港的极左思潮，这恰恰是他忧国忧民、对祖国前途命运无比关切的表现，同周恩来总理在香港问题上清醒、沉稳的外交路线与方针根本上是一致的。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只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秩序地收回。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1967年4月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也出现了所谓“红色暴动”，中国外交事务一度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后来由于周恩来及时请示毛泽东并采取坚决措施，才控制住了局面，避免使中国外交蒙受更大损失。金庸在这场风波中，应该说是个受害者，几乎继林彬之后也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当香港业已顺利回归，金庸在香港基本法制定中的爱国立场和卓越贡献亦已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肯定，回头来看金庸小说的描绘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功绩，难道还能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金庸改革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从浪漫主义走向象征寓意。他不但在早年用超拔的想像力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武侠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等)，中期以后，还用象征寓意的方法写了一批内涵更加深沉、意蕴更加丰富的作品，包括《连城诀》、《侠客行》、《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金庸自己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牖》，见《诸子百家看金庸》第5集)这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态度，也伴随着新的创作方法的采用，更多地体现在中后期作品中。

    传统武侠小说一般是浪漫主义的，很少有人用非浪漫主义方法去写。鲁迅用表现主义方法去写传说中的武侠故事《铸剑》，这是重大的发展。金庸自《神雕侠侣》起，创作方法开始发生变化，那就是增添了不少象征寓意的成分。绝情谷里的情花，含有深长的意味。这种花看上去雪白芬芳，妖艳美丽，可枝头有密密的毒刺，人一旦被它扎到，此后再动情就痛楚不堪，重则毒发身亡。情花的果实大多不好看，偶尔有好看的，味道却又苦又涩；有的极难看的果子入口却极好吃，但又不是丑怪的就一定好吃，只有尝过以后才知道。这样的情花，难道不正是爱情自身的象征?《神雕侠侣》里的爱情，就非常多样而又多味。主人公杨过与小龙女至死不渝、终身相守是一种，绝情谷主与妻子都很自狠毒、互相加害对方又是一种，李莫愁因不能与陆展元结合而以极端的疯狂和残忍表现出的痴情又是一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人元好问的一曲《迈陂塘》，提示着《神雕侠侣》简直是一部包含许多“象外之意”的爱情哲理书。

    紧接着的《倚天屠龙记》，以一剑一刀命名，似也有所寓意。屠龙刀象征着推翻元朝暴政和建立新的权威；但如果这新的权威并不为百姓造福，反而蹂躏百姓，那么倚天剑就会出来“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倚天的“天”，指的就是百姓。这就是读者熟悉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敌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六句话所包含的深意，同时也就是以张无忌为主人公的《倚天屠龙记》一书的主题。

    《侠客行》的寓意也相当深刻。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指向包括传统经学在内的各种教条主义、烦琐哲学、经院气的解读模式。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微言大义，大篇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末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的合理描写，以现代人的态度，点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在此书1977年版《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成功的当然应数《笑傲江湖》。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的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争夺，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其中也包括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斗争，寓意更为深刻。它简直是一部长篇寓言小说。金庸自己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写《笑傲江湖》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影射文化大革命，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这部象征寓意小说在写人性的真实与深刻方面，远远超过一般的写实主义作品，达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诚如金庸所言：“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因而更令人震悚不已。这种感觉，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上，似乎只有读卡夫卡作品方可以比。寒山碧先生在《香江文坛》16期上发表的《誉之极至谤必随之——冷眼看金庸小说的论争》所提到的“几项基本要求”，实际上主要是对写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一些要求，对于同样是“严肃文学”的象征、表现主义或其他现代主义作品来说就未必合适。使用这类相对狭窄的标准，实际上当然会把不少优秀作品拒之门外。这道理，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中，已经说清楚了，此处不赘。

    总之，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方法上所作的这种革新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大大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段，更使作品于武林世界之外展示出多层次的思想意蕴，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这类小说的艺术容量。

    四　丰厚的文化含量和广泛的艺术借鉴

    金庸小说还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位。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鹿鼎记》把出生在妓院的韦小宝写得像个小流氓，并不是作者的罪过，恰恰是艺术上成功之处)。金庸武侠小说以写出“见义勇为”的“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显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道、墨、释、诸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已有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从金庸小说，我们可以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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