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些论述：像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李泽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响绝一时，不仅是当时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有些说法和命题已经被知识界所共享。而1986年那匹“文学黑马”在批判李泽厚与“新”儒家时，那篇著名的论文之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客观地讲，他这篇文章还算不错的，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试图清算李泽厚-新儒学的“负面影响”。那时在各种沙龙、小圈子里和研讨会上，你听吧，各种发言，讨论，甚至洋洋万言的文章，既有真知灼见，思想火花，严肃的探索，也到处能听到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滥成灾的真正的文风不正，一句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实，今日又如何呢？)。我们这些初登学术舞台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耸人听闻误当成振聋发聩，要是真来重新检索那时的文论，并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有相当多的文章得枪毙吧。文论如此，当时我们的很多翻译更是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八九年之后，学界中人立刻开始了“反思”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至少，我和汪晖、陈燕谷、许明、陈晓明、蒋寅、林岗、孙歌、王筱云、肖阳、吴国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们，讨论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这个话题。而在当时，为了总结历史，不仅对八十年代的精神现象与学风和文风做了相当彻底的批判，而且也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现与行为，包括内心的动机，都做了严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时彻夜不眠的争论与交锋，批判与自我批判，决定了后来的思想与学术道路的选择，这场面至今难忘。这个讨论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学人》第一辑上我们的一组笔谈，以及《学人》前几期众人发表的相关文章。此后，学术史讨论热了起来，重新提倡严格讲求学术规范也成了话题。这个讨论最后也引出了邓正来的更进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规范问题。总之，在总结八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时，有关学风文风问题只是讨论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身处的社会条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如何从我们习焉不察的学术体制与知识谱系对我们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问题，在当时批判性的思考与争论中，被长时间反复讨论。而重新梳理学术思想史就是我们共同做出的严肃选择。
我对汪晖的许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历史的同一性”，他有关章太炎的“个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观点，以及后来的许多观点，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对他文章的“晦涩”，也经常和他争论。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够严格和规范的现象，但这在当时也确是常态，与王彬彬先生所说的“抄袭”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义，但我有点想笑，它让我想起了曾经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报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看到他将汪晖的《反抗绝望》说成什么“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暴露出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严肃的学术活动与名和利的关系？看来八十年代遗留的风气仍得继续清理。汪晖当然也得继续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学问。但我倒是觉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
鲁迅怎样应对“剽窃”指责
-肖鹰
贾宝玉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浊臭。但是，他又认为女人是会变坏的，而她们变坏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浊气。宝玉如是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按照贾宝玉的沾染学，一个数十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鲁迅的气息的。然而，近来学界闹清华教授汪晖《反抗绝望》“抄袭”一事，鲁迅研究界几位学者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捕捉到鲁迅的气息。
据悉，这部以汪晖教授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为蓝本成书的《反抗绝望》，在多位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的推举之下，已经被确立为20世纪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是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子们的必读之书。因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