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自己可能是阅读障碍后，小柯询问能否弥补这方面的缺陷。“通过各种训练是可以弥补的。”刘丽说，由于他现在已经成年，识字精确性的问题已经不明显，现在主要的是阅读速度的问题。“推荐你每天坚持反复大声朗读一段文字，在读对的基础上提高熟练程度，最后能够快速流畅地读出来。”

　　“从孩子出生到6岁开始阅读的6年中，有很多因素影响其阅读。而这6年的时间也给科学家带来一线曙光，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来帮助他们。”舒华说，对于如何帮助阅读障碍者，国际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起初是将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单独编班或者单独安排到特殊的学校，但这还是会对孩子自尊心有影响。目前的国际趋势有3层：一是改进正常教学，让所有的老师了解阅读障碍，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受益；第二层措施是在正常的学校中组织小组教学；最后才是对有严重阅读障碍的孩子进行个别训练。

　　给舒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7年，她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阅读障碍学术会议，遇到一位日本母亲非常执著地宣传社会应当重视阅读障碍问题。“日本阅读障碍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多人不接受这个概念。”舒华说，这位母亲的小男孩不能被日本的学校接受，但是这位母亲不放弃任何希望，把孩子送到英国去读书，终于得到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他后来上了大学，学的是化学。”男孩的姐姐写了一本书《我家小弟》，用图片和极其简单的话语向大家讲述弟弟的故事。他们希望，每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都应该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基础研究：

　　解决阅读障碍问题的钥匙

　　由于阅读障碍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所以要界定一个人是否有阅读障碍，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随着外界环境变化和个人努力增强，阅读障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消失。“国际上有很多种语言有标准化的测验，能将有阅读障碍的孩子筛选出来，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测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舒华现在所做的大量问卷工作，已经为制定汉语阅读障碍的测查量表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舒华在北京测查了2000多个孩子，2009年，他们又测查了1600个孩子。“测查量表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文本。”舒华坦言，他们是怀着左右为难的心情在做这件事。由于国内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他们担心量表制定好之后被滥用。而在发达国家，只有临床心理学家或教育心理学家获得相应的证书之后，才有资格使用相关的量表，并且他们不会将量表向社会上随意扩散。“这个测验使用效果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目前怎样拿出来、让什么样的人去使用它，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舒华希望，等到社会环境允许的时候再妥善推出。

　　然而，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我国的特殊教育多集中在聋儿和盲儿身上。“国际上的特殊教育已经扩展到心理问题了，包括阅读障碍、计算障碍。”舒华说，阅读障碍首先需要基础研究；然后要跟应用研究结合，要让学校、老师、家长、医生、政府官员都知晓阅读障碍。“我们国家的相关基础研究起步晚，国外已经进行了上百年，因为基础研究做得好，很多概念能让社会公众了解，再加上措施有力，民众就容易接受。现在基础研究虽然在做，但还是不够，到应用就差得更远，概念还需普及。”

　　阅读障碍在西方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因为”知识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一个国际学术界长期探索的理论问题，阅读障碍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阅读是人最重要的行为之一，人所有的知识、交往都是通过阅读和书写获得的。”舒华说。

　　发达国家的民众也普遍接受阅读障碍的概念。刘丽告诉记者，在美国的考试政策里，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可以比正常的孩子延长考试时间；可以要求老师把题目念给他们听。而且一旦发现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学校就能从联邦政府获得一笔专门的拨款，以帮助这个孩子。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的态度，香港的情况都让舒华觉得很羡慕。1999年，舒华作为专家应邀参加香港第一次阅读障碍的学术会议。大概有两三百人参会，包括香港、内地和国外的学者。香港参会人员包括了小儿神经科的医生、教育署官员、大学的研究者，还有家长。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香港的研究者进行了全方位的努力。如今，香港很多大学都有阅读障碍的研究小组，已经做出了香港地区儿童阅读障碍的标准化常模，并在基础研究、临床干预和教育教学中使用。“因为有政府支持，所以进展非常顺利。”现在，阅读障碍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使很多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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