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淳一：传统上的“爱与死”，是由于日本社会上对越轨之爱的严格戒律而产生；而《失落园》里的爱与死，纯粹是因为爱到了极致而生。一边是性爱的强度，一边是罪恶感。希望人们读《失落园》，心灵能感觉到“恐怖”。

　　至于有人若只为了寻求感官刺激而去阅读，不同的眼睛、不同的水准，读出不同的境界来。

　　好奇心是生命的支撑

　　新京报：是极致之爱还是平和之爱“最好”？

　　渡边淳一：任何事都不存在唯一，我永远也不想下定论说。奔80的人了，不喜欢约定俗成、按部就班的人生。

　　在日本，男士们一般60岁就退休。40年前我是外科大夫，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80岁的老校长住院，每天早上他一起来，女护士就去给他量体温。这时候老校长总要反过手来抓住小护士的手腕。还有，每次女护士一低头，老头就会目不转睛盯着她的胸部。小护士跑去我那儿告“色老头”的状，我说：“就这点事儿，你也毫发无损，他愿意看你就让他看吧”。还有一次，一位80多岁老太太，腿不好，在医院里做理疗。护工里面有个25岁的小伙子，老太太动不动就唤人家过来，帮她摸摸这儿，按按那儿。我和别的医护人员都知道老太太其实没什么事，也由着她去。都80多岁了还有这种好奇心，那是支撑着老人们活着的生命力。对异性保持感觉，这样的人才有生命力。如果对异性失去兴趣，很快就会衰老。

　　这就是人，无论是给人治病还是写作，首先要做的是更深层地去理解人。

　　新京报：您弃医从文是为什么？

　　渡边淳一：当年即使每天出诊，也只能治好眼前个别的病人。写小说就不同了。写小说能更广泛地给人们带去思考，打动更多人的心。

　　新京报：听说您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擅于抓住幸福》？

　　渡边淳一：书中大致是70年人生的一次总结。书里提到，每个人通身都充满了幸福，但有时人们会与幸福失之交臂。写这书起源于儿时记忆：二战后，我还是个小学生，记得那时不能开灯，物质生活很贫瘠。后来日本的社会经济水平快速增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活在幸福里。战后的日本自由开放，没有了压抑、束缚感。可是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经常感觉到痛苦。这书在日本出了一个月，已卖出十万本。

　　新京报：《失落园》曾在日本推出过电影和电视剧版本。在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打算？

　　渡边淳一：目前，我的经纪方正与中国的影视机构商榷，准备把小说《紫阳花日记》搬上中国的银幕。另外，我的自传《阿寒湖之死》以及《失落园》，也有可能在中国拍成电影。

　　本报记者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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