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对官方修史十分重视，将记载历史作为政府职责，并建立专门机构进行修史活动。从唐贞观年间建立史馆修成8部正史，至清乾隆年间修成《明史》，二十四史中半数以上为政府官修，到民国时期则继承传统纂修清史。

　　《清史稿》是清朝覆亡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支持编纂的清史，因最后未经审订即匆忙刊行，故名为“稿”。其编纂历时14年，前后数百人参与，全数合计800多万字。

　　北洋政府提出纂修清史

　　民国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建议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并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其呈文首先回顾了中国悠久的修史传统，“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记录而成编”，“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悉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呈文提出纂修清史是民国政府的职责，并且时机已经成熟：“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这是北洋政府修清史的第一份指导性文件，这一思想贯穿《清史稿》纂修的始终。

　　3月9日，袁世凯颁布设置清史馆令，重申了修史“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的意义，要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三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

　　《清史稿》由何人纂修

　　袁世凯虽然是民国总统，却不是一个革命者，作为曾经的清廷大员，又是清帝逊位的受益者，他对清朝历史的全面肯定不足为奇。为了延揽旧人，他致函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正蓝旗汉军赵尔巽担任馆长。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

　　赵尔巽指出：“往代修书，即以养士”，他也照此办理，“以絷逸贤”。史馆初开，他即“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请百余人参加修史工作。

　　修史者多是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为之。如后任代馆长的总纂柯劭忞在清亡前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总纂缪荃孙曾授国史馆一等编修，赵尔巽称其“身为旧史”；还有曾任布政使的王树柟，任知府的夏孙桐、张尔田；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习的马其昶、任提调的金兆丰等人，大多在辛亥革命后退归故里，隐居不仕，闭门著述，然而，他们对“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

　　当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全为前清遗臣遗民。如吴廷燮虽曾署理知府，但民国以后即担任大总统府秘书、主计局(后改称统计局)局长；金兆蕃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不过他们在修史群体里不是主流，新思想不能完全施展，如吴氏曾建议修志多附图，金氏曾建议增设民俗、宗教诸志，均未被采纳。

　　《清史稿》为何仓促付印

　　开馆之初，北洋政府拨付的经费非常充裕，初稿撰写较为顺利。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修史经费大幅削减。1917年张勋复辟，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经费无着，仅剩少数人勉予维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滞。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资助下，延宕已久的纂修清史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统稿。不久，赵尔巽因时局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8月2日，84岁的他撰《〈清史稿〉发刊缀言》，回顾了14年来纂修清史的种种艰辛，称“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9月3日，赵尔巽病故。张作霖按他的遗愿续聘柯劭忞兼代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刊印之事最终由金梁一手主持，仓促进行。金梁在他的《〈清史稿〉校刻记》中说：“稿实未齐，且待修正，只可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矣。”

　　1928年4月，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端午节前，《清史稿》印毕，金梁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国民政府为何查禁《清史稿》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同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清史馆，后组建 “清史长编筹备会”， 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次年10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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