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称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表达了同样的意见。6日，古应芬复电，称蒋介石表示“国务会议决议之案，碍难变更”。

　　1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古应芬，提出为避免《清史长编》“前功尽弃，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送京”。但国民政府不予采纳，要求仍照原决议办理。

　　为了挽回局面，16日，易培基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称“窃查《清史稿》一书……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19项罪名。这些罪名的分类归纳及排序有些混乱，可见起草之时因情况紧急未及详审，仅是堆砌罗列了存在的问题。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通鉴长编》(即为前文所述的《清史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2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1930年年初，300余部《清史稿》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分发给有关部门、各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2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

　　1934年年底，因为编纂《清史长编》的计划已经停顿，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这却道破了当时条件下政府无力修史的困境。

　　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之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虽有几次动议却又屡次搁置，直到败退台湾之前，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回顾清史馆建立、《清史稿》刊印直到禁售的历史可以看到，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一定规模的国力投入和史才优长的学者参与是官方修史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官修史书本质上表述的是当时主流价值观对历史的认识，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描述的那样，“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就北洋政府主导下的《清史稿》而言，其观点必然无法为国民政府所接受。于是，14年修史仅成一“稿”，而且无法摆脱被查禁的命运。

　　作者简介

　　赵晨岭，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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