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画家、美学家范增先生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先锋派开始，整个世界的欣赏导向由“审美”转向了“审丑”。兴起于20世纪初叶的达达主义、野兽派用粗鄙的风格解构了人们心目中的“美”的概念，冲击着受众的视觉乃至各种感官。但作为一种艺术尝试，它们成功地让“丑”的东西史无前例地登堂入室，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后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焦虑。这种精英化的审丑不能不说是艺术本身演进的一种方式。

　　但如今当我看到凤姐们、伪娘们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我终于意识到：烂俗的审丑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的时代”，媒体的价值取向恰在此时出现了严重混乱。凤姐现象之所以会如此泛滥，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出现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难，难的是能够在纷繁中保持永久的活力，而媒体兴师动众地曝光不啻是这活力的来源。

　　媒体与凤姐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她的“丑”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永远不会出现在平媒的封面上。然而她惊世骇俗的言行却可以成为电视访谈、娱乐作秀节目中的得力招牌。曾经被用于批判、讽刺现实的“丑”变成了大众所津津乐道乃至热烈追捧的符号。在一套媒体话语的操纵下，“丑”被定性为一种颇具娱乐精神的因素，是卖点，更是商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凤姐，我们仍旧会看到莺姐、燕姐、桃花姐……她们虽然是个案，却早已为现今的媒体口味贴了标签。

　　然而，人民固然需要娱乐，却不需要如此这般的娱乐。如果说曾经作为艺术的“丑”仍旧具有批判现实的力量，那么如今作为哗众取宠的符号，“丑”已经渐渐失去了省世的功用，成为商品化大潮中的一颗棋子。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伪审美泛滥的时代正是考验媒体社会担当的契机。大众传媒对凤姐现象的关注不仅仅是猎奇或牟利，而应该是反思、引导乃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