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谈《 1Q84》

　　进入《1Q84》的世界

　　《法治周末》：评论说《1Q84》是村上春树的巅峰杰作，您怎么看？

　　施小炜(译者)：我从私文学和公文学的角度去理解。早期的《且听风吟》就是一个纯粹的私文学作品。早期村上的作品非常私文学化，不工作学习，没有靠自己的劳动去挣工资，养活自己，如果他提供了一种社会性劳动，赢得一份工资，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他跟这个社会发生某种关系，但是在他的《且听风吟》里面彻底的割断。都是在私人层面跟周围人发生关系，跟社会完全脱节。这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大特点，他不会写革命，不会写社会变革。但个人的行为影响的范围半径是多少可以测量出来。个人行为影响到社会，不仅仅是影响自己个人层面或者周边私人关系层面，使得小说更有社会意义。我觉得私文学反倒是中国文学欠缺的，我们写的人物一切行为都跟社会发生强烈的纽带关系。

　　止庵(文化学者)：有一种作品是跟社会的一部分相关系，比如《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写的，多年后，当一些集权国家的作家，比如波兰作家看到了，非常不高兴：“这事应该我们写，为什么他们写，英国在那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不是我写而是他写。”俄罗斯人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这本书是跟全世界有关系的一本书。性质不同，不一定有高下之分。村上一辈子想写一本书，要跟全世界发生关系，比如我写《1Q84》，中国某个人看这书后可能触动了，南美的人看了后也触动了。我觉得《1Q84》有这个野心，这是一本把野心变成现实的书。

　　译者与《1Q84》

　　《法治周末》：译著《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和《1Q84》一个是随笔，一个是小说，二者带给译者什么不同的感觉？

　　施小炜：我在翻译时，想把他的随笔跟他的小说译得不同。随笔我译了很长时间，因为是他抽空写的，在写随笔过程中还有小说作品，也有翻译。我喜欢把随笔译得像随笔。

　　《法治周末》：您本人有没有和村上先生通过邮件或者电话交流翻译问题？

　　施小炜：从来没有。

　　《法治周末》：村上与其他日本作家不太一样，比如跑步，还有其他方面不一样吗？

　　施小炜：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生活型的作家，然后再是写作，尽管他是职业小说家。他没有孩子，但是把家庭生活看的比较重。日本这个民族在某些地方跟中国人有相似之处，对文学现象比较宽容。村上的很多做法从道德方面挑刺儿或进行指责的话不大容易，这并不妨碍他是天才，他把天才的模式给颠覆了。我们从前的印象是整天醉醺醺的，有点反社会，与众不同。他如果不写小说的话，跟普通的公司职员没有太大差别。

　　什么才是“信达雅”

　　《法治周末》：我们给林少华先生的译著评价是“雅”，村上先生的作品风格也很“雅”，译著追求的是“信达雅”的境界，您如何理解日本文学中“雅”的意味和中文中“雅”的意味？

　　猿渡静子(日本学者)：作为日本人，村上春树先生的书我是读原文的，翻译的我也读了一些。有人问到关于翻译的问题，翻译跟原著风格更相近为好，还是有译者个人的风格更好？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我个人理解可能前者更重要，因为译者是当国的读者，是一个桥梁，有引渡作用，不能抛开原著而凭自己的喜好自由发挥。懂外语的人都知道，直接译过来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我觉得也不是太合适，需要有一个风格的处理，在尊重原著，正确理解的同时，再做本土化语言的衔接处理。刚才提到以前村上先生的翻译由林少华老师来做，《1Q84》是由施老师翻译的，《1Q84》的原著我读了，施老师的翻译我也读了，感觉和读村上春树的原著一样。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梁文道(文化学者)：自从当年提出“信达雅”后，这三个字对中国的翻译家来讲不是好用的一个准则，相反我觉得是一个魔咒。我们过去常感觉，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要尽量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语言要汉化。可事实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为什么翻译？是为了认识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跟我们不同的地方之一，恰恰表现在语言的不同上。翻译不应消除它，要部分保留。要可读，但仍要保留语言原有特色，这样才有翻译的价值。

　　把歌德翻译成李白，有意思吗？所以翻译时必须让它能被中国人读懂，但要保留译直性，打开一扇窗我们才能进入原来母语没有的、我们接触不到的世界，这是很重要的翻译准则。而这样的准则，是过去讲“信达雅”不够用的，没办法保留译直性。

　　止庵：刚才梁先生说到“信达雅”，确实我们要另外换标准，但是姑且用这个标准的话，信和达，信是必须的，不信不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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