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美国的行为艺术、波普艺术，被萨特说成是恶心的艺术，都应该加以清理。中国纸质媒介已经存在2000年，今天还能看到《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距今已经1600多年。欧洲油画也有500年的历史。而美国在1945年才开始执世界牛耳，既比不过东方大国2000年的纸质媒介，也比不过欧洲的布上油画，所以他们开始了调皮捣蛋的艺术，诸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政治波普、观念艺术等。这种偶然性的东西是对人类审美原则的践踏，是政治大过艺术诉求的东西。这导致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朝鲜都是在追逐这种艺术，忽略了本国的文化遗产。但是今天，美国这丑陋的所谓前卫艺术使得艺术家短命———猫王在人均寿命82岁的当代只活了42岁，杰克逊只活了50岁！它告诉人们身体开始造反———不仅这种艺术是短命的，艺术家也是短命的。而在唐朝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时，书法家却表现出更强劲的生命力，柳公权活了88岁，欧阳询活了73岁，颜真卿活了78岁———还是被杀掉的。可见中国书法是更生态更人性的。我拿出一张宣纸告诉美国同行，这纸的寿命有1000年。我说你们摸摸看，宣纸为什么这么软？一，宣纸能够让墨色膨胀，一笔下去显出筋骨血肉，它是立体的，而西方的复印纸显出的是平面的。二，那些复印纸百年之后就碎了，而宣纸里面有筋，有藤条、竹纤维等使得纸寿千年。中国毛笔也很有讲究。笔管用的是竹管，竹管在中国有“虚心有节”的意思，同时有“笔格说”；笔毛用的是羊毫，羊在中国是吉祥物，羊大为美，羊美为善。墨是油烟墨，砚是亿年的老石，哈气可以成霜。中国笔墨纸砚是汇集了这么多天地自然之美，又这么朴素而和谐地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书法之美。这样一解释，西方艺术家觉得书法与文房四宝同样神奇。

　　我告诉他们，中国的书法是跟文字紧密相关的。我们今天读孔子的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等等，不用翻译就能看懂。你们美国人或英国人，看不懂莎士比亚时期的古英语，更看不懂11世纪的古英语，而我们公元前5世纪的文字都能看懂，你不觉得我们的文化很神奇么？

　　所以我的体会是，当我们把文化、艺术和语言紧密结合的时候，它构成了三个层次：语言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文学在经史子集中称为集部；艺术也称为集部或子部。而书法艺术与画画不一样，它写的恰好是经和史的精粹内容。比如写“厚德载物”是《易经》；写“立己达人”是《论语》，写“浩然之气”是《孟子》，写“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总之，与“十三经”、“二十四史”紧密相关。可以说，中国书法复兴的当代意义在于：其一，书法是汉字历史和人文意味的审美体现；其二，书法是经史子集的意义承担，促成中国书法文化的复兴；其三，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达到7000万之多；其四，书法是青少年一代修心养性、老人健康长寿的重要途径。

　　从西学研究中发现东方

　　读书报：您从研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转向发现东方，您能否详细谈一下这个转向的契机？

　　王岳川：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研究西方的，后现代，认为我是转向，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有一个前提是，后现代是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我最早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带着一种为中华文化留出话语权力的目的。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论层面批评现代性的，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制度去谈西方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权力话语。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这就成为我转向东方研究的第一步，批评西方的思维论和价值论；第二步是政治论和地域论；第三步当然就是发现东方文化精神、东方艺术精神、东方文化身份等。

　　出版了《发现东方》后，我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叫《文化战略》。中国现在有经济战略，有军事、政治战略，但是没有文化战略。我认为文化战略非常重要，因为最终是文化定输赢。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大国，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我们必须正视这类说法，加强文化战略的建立。真正的学者不能做文化的奴婢，不能仰仗老外的鼻息，要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并“忧道不忧贫”。

　　读书报：您曾经提到过国学与西学的结合首先要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在您看来，如今国学和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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