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我从北大读研期间开始研究现象学，其后从现象学走向解释学。现象学强调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把那些虚假的历史信息、错误的惯性思维都排除开。解释学就是回到意义本身。我又从解释学进入解构主义，从解构主义进入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又进入后殖民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又进入东方学，我又提出“后东方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基本指的是中东、近东，中国所在的远东被边缘化了，所以我在西学方面走向了第三个阶段———发现东方，强调大国学、国际国学。我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五十以前西学的功课，向西方学习的阶段结束了，我将重新去发掘中国的问题。下一步我正在写四卷本的书：《中国哲思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现在已经完成了将近三本。我相信会有些新意，会阐释一些中西方很有意思的对话。

　　我通过西方解释框架来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中国文化形象长期以来被妖魔化：“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中国三和文明应该成为西方三争文明的重要补充和文化协调，在坚持“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和而不同”的文化战略中，东方文化精神中的东方思维多层与多元性———绿色和谐、辩证思维、综合模糊、差异和同思想，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无疑具有纠偏和启示之功能。当前西方文化的特征在于“三争文化”和“三片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群体之间的斗争，国际之间的战争，而“大片、薯片、芯片”则在世界广泛播撒，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和危机。人类面临着十字路口，茫然无措，因此讲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中国“三和文明”不应被边缘化。世界应学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的“三和文明”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为补充。

　　中国新世纪“守正创新”的大国文化不是扩张性文化，不是“中国威胁论”的冲突性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愚昧落后的衰败文化。中国文化是具有境界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之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文化学者应该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可持续地文化输出———中国应该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实现“精神现代化”，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与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

　　实践中国元素和现场的意义

　　读书报：您这次通过与美国大学师生的现场交流互动，直观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您如何评价这次交流的意义与反响？能否提供一些可供别的文化团体或者个人借鉴之处？

　　王岳川：中美两国的艺术交流有两大根深蒂固的缺陷：一个就是文化赤字，这导致了两国交流的不对等。基本上一个世纪以来，是中国向美国学习、请教，而美国一直对中国歧视。他们一个流派出来，立即风靡中国，而美国却从根本上忽略中国的艺术。第二方面就是由于两国长期的文化冷战，导致了彼此敌视、阻断交流、文化防备。要重新修复两国的外交很容易，但是文化的修复很缓慢，这个缝合需要双方高精尖的文化人、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人来做。中国必须拿出看家本领，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因袭他。现在的行为艺术，他一看就知道是玩儿剩的，你要么拿出他闻所未闻的、具有文化差异性的中国传统经典，要么拿出中国传统经典化成当代的审美意识。

　　我还尽可能地在演讲的两个小时内，营造一种中国元素氛围。就像我们看的奥运会开幕式，在短时间内呈现书法、活字印刷、古琴、舞蹈等等中国元素。因此我写书法时在屏幕上播出我演奏的二胡《二泉映月》的录像，这些美国人很好奇，一面看着我笔走龙蛇，一面又看着我拉《二泉映月》。演讲完当即就有几个美国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问我，去北京大学留学有什么条件。功夫在书法之外，要把中国文化元素做好了，西方自然就会觉得这是很精妙的。

　　现场的交流互动，力求显示出一种东方的人格美和精神生态美，一种谦和大度，知白守黑，不那么狂，保持中庸之道，谦谦君子，娓娓道来。如果我带着一种文化侵略性贬低别人，那么他就会贬低中国；如果我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唯我独尊，那么他们也会认为是落后、僵化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些美国孩子最初是很傲慢的，也是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后来感觉都像是一群孔老夫子的学生，那个交流的气氛是非常好的。

　　在肯尼索州立大学讲演，由肯尼索州立大学副校长Joe.F.Dede主持，这位有深邃文化眼光的副校长说：“中国奥运开幕式使得中国书法为国际社会所欣赏和重视，美国书法家也应该发展西方的书法，同东方大国中国书法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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