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报恩寺遗址2008年考古中发现了宋代长干寺地宫，并出土了截至目前已知最大的七宝阿育王塔。塔内金棺银椁在当时并未取出，相关碑文所载供奉其中的佛顶骨因此成为那次考古的最大悬念。

　　记者昨日获悉，塔内的金棺银椁将于近日在南京栖霞寺开启。南京市曾向国家级主管部门提交论证报告，称佛顶真骨为北宋年间北印度来华高僧施护所献。

　　碑文透露，献圣物者为北印度高僧施护

　　这份考证报告称，地宫中出土的石函上有题为《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大中祥符四年(1001)，金陵长干寺住持演化大师可政和守滑州助教王文等人，得到宋真宗允许，修建九层宝塔之事，塔高“二百尺”，而塔内地宫中藏有“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槨，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

　　此外，同时出土的丝绸发愿文上也有关于佛顶真骨的记载，例如一位叫思齐的僧人写道，正好演化大师要瘗藏“如来顶骨真身舍利”，他为去世的父亲、弟弟等家人超升而参与此事。

　　这些都指向了塔中供奉有佛顶真骨。按照文献记载，东晋法显曾在那竭国酰罗城见过，说是佛顶骨黄白色，形如蜂巢；唐代玄奘也曾见过，称佛顶骨黄白色，周长一尺二寸，发孔分明；七世纪中期，王玄策曾将佛顶舍利请回中国供奉。报告称，综合文献，佛顶真骨并不规则，主要特征是形如蜂窠、颜色黄白、发孔清晰。另外，从尺寸不一的记载可看出，佛顶骨应该不止一块。

　　在碑文的最后一行记载道：“舍舍利，施护、守正、重航、绍赟……”等僧尼共9人。根据史料记载，施护是北印度来华的译经僧，北印度乌填曩国人，世称显教大师，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抵汴京，北宋初三大高僧之一，他位列众位“舍舍利” 僧人之首，说明他捐献的舍利最为重要，因此认为此次发现的佛顶真骨为施护所献。

　　金棺银椁遍布花纹，精美异常

　　据了解，考古专家在阿育王塔塔身内发现了两套金棺银椁，分别存放在包裹中和漆函中，其中方形银椁边长约为10厘米，而长方形银椁因为带有须弥座，体积显得略大，长度和高度均接近15厘米。

　　一位曾经看过金棺银椁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两套银椁外均有鎏金，经清洗后金光闪闪，如同新打制一般漂亮。方形的那套学名叫盠顶盒(平顶，四边呈坡形)，盖顶不仅有凸起的花草纹，还有类似仙鹤的飞禽图案；其内部还有一个方形的金盒，盒身遍布类似牡丹或芍药一类的花朵图案。长方形的银椁供奉在一个镂空的须弥座上，显得庄严而隆重，椁身还有佛像人物图案，其中一面有3座佛坐像。其内的金棺厚实匀称，做工精美，遍布精美的花草纹。这套金棺银椁在瘗藏前各用两道金属丝捆扎，防止棺椁盖滑落。不过佛顶真骨究竟安放在哪一套金棺银椁中，只有等祈迎圣物打开金棺银椁后才能确知。

　　佛教考古与舍利文化学者汪海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唐代以前，瘗藏舍利主要使用的是盠顶盒，而以制工精巧的小型金棺银椁瘗埋舍利的做法，始自唐代，在唐代中晚期非常流行。此次阿育王塔内发现了这两种瘗藏方法。两套金棺银椁的瘗埋方法很特别，但并非独有，唐长庆四年(824)，润州刺史李德裕用两套金棺银椁瘗埋了两组舍利，其中一套中的10颗舍利正是从上元县(今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的21粒中取走的，另一套盛放的是原藏于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的舍利。一般而言，北方的金棺银椁，尺寸要大于南方，例如与南京长干寺差不多同时期考古发现的山东兖州兴隆塔鎏金银棺，长度达到48厘米。不过他对金棺银椁还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南朝梁武帝在长干寺瘗藏的不仅有3颗舍利，而且还有佛发和佛爪。

　　专家称，长干寺前身并非建初寺

　　此次发掘的长干寺阿育王塔，出土于明代大报恩寺遗址内，此前有专家称，其前身为中国南方最早的佛寺建初寺，并被广泛报道。然而南京大学历史系夏维中等在《江苏社会科学》撰文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镇江甘露寺地宫碑文中，李德裕称在移至镇江前，曾将长干寺的21颗舍利移至建初寺，很明显二者是两座不同的寺庙。

　　夏教授在文章中还记载了一起“疑案”：据唐初著名僧人释道宣记载，当时长干寺已经荒芜，草深人稀，惟有恶兽出没其中。而长安城日严寺内藏有舍利，据说是隋炀帝杨广从长干寺取出迁去的。后来释道宣果然从日严寺挖出3枚舍利、1枚佛爪和数十根白发。然而江南不少高僧众口一词，坚决否认，称圣物仍在长干寺，并屡有神异。因此释道宣只得称“年岁绵远，后人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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