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泽民同志生于1926年8 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本文记述了时年26岁的江泽民同志作为肥皂厂接管队伍中的第一副厂长，亲历与英商为时两个月的谈判，接管当时远东最大的制皂厂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

　　历时数月的移交谈判多在外滩18号进行，这是麦加利银行大厦，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事务所就设在大楼内。

　　整幢大楼，甚至外滩西岸的这条街，都是英人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意愿，刻意营造的世界。麦加利银行是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别称。这家老牌银行在1858年成立后五年，即赴海外开分行。上海是首批三家海外分行之一，以首任经理麦加利之名冠称。大楼由英国建筑师设计，花岗石贴墙，雕花大铁门，两根巨大的爱奥尼亚立柱作中段支撑与装饰，一派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麦加利银行的左邻右舍，都是来自大英帝国的“同胞姐妹”。外滩17号《字林西报》大楼，英国侨民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新闻报纸就是《字林西报》，其前身《北华捷报》在1914年发表过利华公司兼并的报道。外滩最高的几幢建筑，是19号汇中饭店、20号沙逊大厦即华懋饭店；而外滩最古老的建筑，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33号，英国领事馆，一幢英式乡村别墅。这些建筑是同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在远东打造的冒险家的游乐园，许多英资企业驻扎其间，大班们出没此地，俨然身居泰晤士河畔，而此地却不似那厢边雾霭重重，明媚的阳光令他们心情大好。

　　与这一带的大楼、裙楼别无二致，麦加利银行楼内也集聚着多家英资公司，弥漫着浓郁的殖民气氛。进出此地的资方代理和华籍雇员，也是西服革履，属于特殊的“ 高等”华人阶层。这是上海开埠之后应运而生的新阶层。他们是洋商指令的接收与传达者，也是执行者。在洋人堆里谋生，如在缝隙中钻营，磨练出他们机敏、犀利、巧言善辩的特性。

　　江泽民同志面对的谈判方，英商全权代表戚惠昌，也是这样游走于外商和中国人之间的高级职员。戚惠昌是浙江宁波人氏，身材壮硕。他于1920年进入白礼氏皂烛公司，又随公司并入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管理层一直都由英国人把持，事务所里设有七个部门，其中六个由伦敦总公司委派英国主管，唯有机构最庞大的营业部由戚惠昌负责。把产品销售的终端部门交给中国人，是英国人的精明所在。他们知道庞大的市场，辽阔的国土，靠几个说着外来语的洋人，再怎么奔波都难以把握，于是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实践证明了这种本土化策略的可行性。正是靠着戚惠昌等人的卖命，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在中国建立了遍布各省市的庞大销售网络。有位当时在苏州担任销售员的职工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是辽远边境和穷乡僻壤，只要有人烟之处，务必配备足够的销售员，因此那时无论大小城镇还是荒僻所在，都有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推销员的足迹，大小商店内也能看到他们五光十色的肥皂和化妆品。”据江泽民同志回忆，当时国内销售点有八十多处。

　　英国大班撤退后，任命戚惠昌为全权代表，把公司的谈判事务都交付给他处理。还有两名代理人陈鸿钧和郭锦虹，分别代行管理生产和经营业务。陈自1934年进入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后被提升为会计部主任。郭是1932年起在天津分公司任职，1948年被派收购油脂之差，是英国老板的亲信。三名英商代表都是企业的资深职员，对厂里的生产和业务相当熟悉。

　　江泽民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老江湖”，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博弈。因为谈判对手的背后，是伦敦、香港，一个与新中国的气氛与主张迥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世界。

　　1952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办事处依然在麦加利大厦办公，从玻璃窗向外望去，江水滔滔依旧，黄浦江上时时飘过低沉的汽笛声。每隔半小时，与伦敦大本钟相似的那只海关大钟就鸣奏一次。戚惠昌在这里进出已有二十多年。英国人走后，他搬进了大班的办公室，乘着从前接送大班的雪莱特轿车。他熟悉楼里的人和事，深谙其中的运行规则，与这里的氛围有种自然贴切的默契。可以说，这里是他的“主场”。虽然他也知道英国人气数已尽，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扮演牵线木偶的角色，终究是一件尴尬事情。他本人对生产经营并无兴趣，职工们又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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