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让我想起了我四年前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有人问我在研究什么，我说现代儒学，他于是就认为我是在研究牟宗三的思想。我于是回答说，我研究儒学未来的发展。我认为，应该把儒学当做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而不仅局限于关注某一个人。最近，在中国有所谓的儒学复兴的现象，我不是社会学家，因此没有专门去调查具体有多少人回归儒学，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复兴不是复古，而是要看现在、看未来，思考我们现实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回到古代，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要让复兴起到积极作用，这一点很重要。二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想找到一个包罗万象、什么都能解释的体系，我认为这样的追求有些不切实际。现在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比如，马克思主义当然很重要，一些西方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不重要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排斥其他思想的生存空间，如儒学。我认为儒学是中国多元思潮中的一部分，这与蒋庆所设想的儒学有些不同，他认为所有都应归结为儒学，他在《政治儒学》一书中，对儒学的解释，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他还是承认必须有变化，但不赞同多元化，而是希望中国回到一个完全儒学的社会。我相信，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不但无法做到，而且即使存在，也将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记者：汤一介先生提出“礼法合制”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礼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教化，也带有制度性质，如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两志：刑法志和礼乐志。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安靖如：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它不适合现在的社会，而且它对以前也存在一些不良影响。在这方面我很欣赏牟宗三的说法，牟先生觉得我们个人的道德所追求的进步必须受到一种限制，即政治上的法律和人权，简单说，就是连圣人也必须尊敬法律、尊敬宪法，而不是说只要是圣人，就可以无所不作，就可以说圣人说什么都是对的。政治上的价值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地位，政治价值始于道德，但发展出来后有其独立地位，牟先生称之为“自我坎陷”，这个思想是从黑格尔那来的。我十分同意牟先生的观点，也就是说礼法要分开，如果法律、宪法没有独立地位，那么会引起严重后果。

　　儒学强调一种平衡

　　记者：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指出，要研究欧洲哲学，不能绕开中国，因为中国和西方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哲学体系，你只有在了解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再反观西方哲学，才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西方哲学的优点和问题，从而促进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您持何看法？

　　安靖如：我很赞同于连的观点，要真正了解自己，必须要反观他人，从而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这还不够，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还需要互相学习，不是说学习后彼此会达到同一个价值体系，双方依然会比较多元化、有各自特色的。比如，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思想后，他们会作出一些调整，从而促进美国的发展，但美国还是美国，不会成为中国，中国对美国的发展有一种刺激作用而不是使之全盘中国化。更具体一点，比如美国人学儒家的“礼”，美国人会从自己的立场借鉴儒家的“礼”，来完善自己的举止。相互学习是很复杂的，是一种相互渗透。又比如，美国菜受到日本菜的影响，吸收的日本料理注重视觉享受的特点，因此，在美国一些很高档的饭店，他们借鉴日本料理的理念来摆设美国菜。

　　记者：从儒家精神看，中国现代企业家应该是以最合理的方法，以不断赚钱为手段，以增进社会的福祉和其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对照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您如何评价这种“儒家资本主义”精神？

　　安靖如：余英时先生是我本科阶段的老师，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在谈到韦伯思想时，谈了儒家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儒家与商人比较融洽的关系。在谈到儒家思想对商人的看法时，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想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当梁惠王问孟子应该如何去“利”国家时，孟子马上回答说，不要讲利，要讲仁义。但是，我们不能说孟子的回答代表了儒家对利益完整的看法。儒家不是要我们反对欲望，而更是强调一种平衡，因为我们不仅有物质欲望，还有精神欲望、社会欲望，比如我们有恻隐之心，这种感情也很重要，物质欲望不是全部。所以我认为儒学早就感觉到这一点，孟子也不是强调全部牺牲自己利益这一思想，而更是在强调一种平衡。正如朱熹说的“理”，强调天下万物为一体。

　　记者：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儒释道的基本特点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如佛教的“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道教的“心斋坐忘”；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型的哲学，从柏拉图开始，认为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两个世界，要靠外力才可以超越。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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