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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听敌台”的日子

　　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人们对于来自外面的稍有一点新鲜的信息，哪怕只言片语，也抱着巨大的好奇和热情

　　“敌台”的衰落：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 “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重则被判刑。

　　国际广播很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对华广播均始于1941年，当时是该国设在亚洲的对抗法西斯轴心的“宣传武器”，二战后一度缩小规模。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社会主义各国周边地区设置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推行反共冷战战略，当时对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对苏联。为了抓住听众心理，这些“敌台”除意识形态宣传外，也举办了吸引听众的文艺节目。于是，在思想禁锢、文艺刻板的文革岁月，冒着风险“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些担负宣传任务的国际广播开始寻求转型，回归到相对客观、追逐新闻的媒体本质。而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进步中，电台短波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敌台”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偷听敌台”的现象也渐渐销声匿迹。

　　1990年代以来，“偷听敌台”一词已经从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中消失。

　　文/黄艾禾

　　1973年，陈京生19岁，在工厂里已经当了两年车工。记忆中，那一年的生活平淡无奇，只出了一件大事：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北京演出了，带来了歌剧《卖花姑娘》。

　　那时的中国人，平日里除了几部样板戏再无其他节目可看，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从境外来的文艺节目都有无比高涨的热情。朝鲜的电影和歌曲，就这样造就出了粉丝无数。此前的一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先进入中国大陆，陈京生记得，她认识的所有工友基本都进了影院去看，传说是“男的要带一条手绢，女的要带两条手绢”，因为这电影太“苦”，去看的人没有不哭的。奇妙的是，大家说起来的时候都兴致勃勃，似乎去电影院哭一场很是过瘾。在这气氛下，陈京生刚进影院坐定，就已经暗暗想哭了。

　　《卖花姑娘》的歌篇儿，在电影放映不久后很快在民间流传。那都是喜爱音乐又会记谱的人，凭着记忆用简谱记下来的。陈京生记得她也勤奋地转抄了好多份，开始学唱。到今她仍能唱这些歌。

　　1973年时，人家《卖花姑娘》最正宗的原班人马来了，像陈京生这样的文艺爱好者怎能不激动？但是她搞不到票。听说是在人民大会堂演，但只有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得去。不过还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整场歌剧从头到尾全部进行现场转播。

　　《卖花姑娘》演出的那天晚上，陈京生守在收音机旁，全身心倾听着歌剧，想象着大会堂的盛景，陶醉了一晚上。那时没有收听率调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守着听转播，还有全国的听众呢，更不知有多少。陈京生很感激家里这台红灯牌带短波的收音机，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她的业余时间的文娱生活全靠它了。

　　“中央台”“北京台”之外的声音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时，陈京生记得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中央台三套节目，北京台两套节目。中央台的节目，每天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与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父母每天必听，陈京生小时候，“报摘”节目就是起床哨，每早被它吵醒；“联播”节目是熄灯号，每晚伴着它入眠。不过，当时从广播里面能听到的文艺节目，又少又单调，除了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歌”，基本听不到别的。

　　其他的信息来源就是看报纸了。全中国人民都看《人民日报》，不过《人民日报》都是在办公室看的，北京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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