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像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演出这种事，陈京生无论是从报纸上还是从广播里，都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那时也没有录音机，想再听这些歌，只有徒劳地一遍遍地慢慢旋转收音机调钮，希望什么时候能听到广播电台对这场节目的重播。

　　有一天，她打开了短波的波段。这里的噪音更大，但也可能有些她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她克制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听到了那熟悉的《卖花姑娘》的歌声！

　　这是朝鲜的广播电台。声音虽然时大时小，但是能够完整听清，关键是，那绝对是《卖花姑娘》的原版歌声。这一下，陈京生一发不可收，她一有时间就在短波的各个频率间搜索，听过不少熟悉与不熟悉的朝鲜音乐，后来，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宏伟又壮丽。它播送的节目，要么清楚得像是在北京发出的，要么嘈杂得什么也听不出来。每次听到这个台，陈京生的心都紧张得“砰砰”跳，要知道，这可是“敌台”啊。

　　当时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苏修”同“美帝”一样，是主要的敌人，有一度，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据说人家的飞机只需7分钟就可飞临北京，让人感觉“苏修”比“美帝”更危险。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听“苏修”的广播，会意味着什么？陈京生不敢想象，她每次收听“敌台”，都是躲在被窝里进行。后来的岁月中，陈京生也听说过有人因“偷听敌台”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还被枪毙了。这说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经过敏。

　　陈京生后来知道了有干扰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对付“敌台”，我们的广播电台有办法：建立强大的干扰台针对对方的频率发射巨大的噪音，把他们的节目覆盖掉。可以想见，这事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但绝对政治上需要。很多年以后，陈京生去看望她的一个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老师时，得知这位老师住在这里是享受“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她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在“发功”呢。陈京生倒是从来没从广播里听到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专门有人还通过听这两个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边疆知青的乐园

　　陈京生一向认为，无论如何，就算文革时自己对外界孤陋寡闻，但也总比在边疆下乡的哥哥强，怎么说自己也在国家的首都嘛。后来过了好多年知道，实际上恰恰相反。哥哥当年在黑龙江下乡，正是因为身在边疆，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许多“敌台”——因为国家没那么大力量在边疆也修建那么多的干扰台。

　　2009年，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阿城所写的《偷听敌台》一文，讲的是在云南下乡的知青怎样听境外广播的事情。阿城在云南能听到的“敌台”，除了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还有澳洲台、香港的宗教台、台湾台——在当年的黑龙江，“敌台”差不多也有这么丰富。

　　“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哥哥说。

　　相对“美国之音”，由于干扰不多，日本的NHK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则更高一些，“还有澳洲台，这个台的好处是政治性不那么强，常常有好听的文艺节目。”

　　“苏联的电台，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还能听到那个被批判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王明手下人办的一个电台，叫做‘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一口的北京腔。”

　　“你们这样听‘敌台’，难道没人管吗？”陈京生觉得不可思议。

　　“一开始农场干部也管，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听。但后来就越来越放松了，到了1976年以后，就再没人管了。”哥哥说。

　　《春节序曲》：一曲难忘

　　在陈京生哥哥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让他终生难忘，那一年，他没有回家，是在黑龙江的农场过的。

　　“在农场里过年，第一个感觉是冷。绝大多数知青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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