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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述“旧文化不能救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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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8:41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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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制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这话就更是荒唐了。孙中山直接创建过自己的军队吗？哪些军人是“孙中山的军人”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况且孙中山最初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精忠报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大，这就不用多讲了。用这样的东西拿过来论证武德是现在军队的核心价值观，简直是昏了头。
“从古至今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的军队，无论是否明确规定军人价值观及其政治内涵，其军人价值观的政治属性是客观存在的”，这话听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其实也不尽然，西方国家还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属性的，并不模糊，真正没有什么明确政治属性的军队作者倒是没有提及，甚至有些故意回避，那就是雇佣军。雇佣军是谁给钱就给谁打仗，军队的组成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者。因而从这里找寻军队的政治属性从而反对军队国家化，等于走进了迷雾。是很难找到出路的。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引用了何炳棣先生的话来作证，说“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文章中出现了何炳棣这个名字，不能不说作者其实是捅了一个马蜂窝，从而引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何先生对武德论述出自哪里呢？作者说是多次受过邓小平同志接见的美籍华人何炳棣先生在访问中国回美后，以《民族“武德”的重现》为题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作如是说的。这的确不错，但是作者更忘了，这篇文章，是何先生的大作《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节。文章共四节，分别是：人民的真正解放；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民族武德的重现；经济建设成就举要。此文作于1974年1月的芝加哥，是重点论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重要的积极影响。
如果我们仔细看过何先生的文章，就可以发现，军报文中关于武德的史料论述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何先生，说“翻过很多古书，找的相当的辛苦”或许是冤枉了人家。不过，史料尽管有盗版的嫌疑，观点却是毫无相同，而是做了篡改。何先生说，共产革命成功以后，武德才在中国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而中国历史上楚王歌颂的武德，在2600年历史中，“虽然也大体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因而传统武德在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何先生认为，武德的沦丧，必然因为民族过于“重文”而产生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经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恶习。因此，武德，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对“武备”的重视，是要求民族有一个尚武的精神，而决不能从武德推导出一个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武德精神的根本从来就和绝对服从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要找寻绝对服从的支撑，最好的还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有着日本穷兵黩武、对外侵略烧杀抢夺所需要的盲目服从。
作者在引用何先生的结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漏掉了前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离开了人民的解放，武德就无从谈起。解放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目的。这一节对武德的论述是建立在前面两节的，以“人民的真正解放”为基础，以“组织能力和思想能力”为保障。
人民的真正解放2000年来的历代王朝没有做到，国民党也没有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而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更彻底的实现人民的解放。“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民族武德兴起的保障“组织能力和思想能力”呢？在组织方面何先生说，“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至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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