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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及其文学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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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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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两党之争，在这时更加激烈起来。洛党和朔党不知从何处寻觅到苏轼在扬州作的一首题诗。这首题诗是苏轼元丰八年所作，被洛朔两党攻讦为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津，复聚群小”等等攻讦之言。苏轼立马上疏自辩，说即使有此意，哪敢拿出来见人呀，这才免去一场大祸，只是被命出守扬州而已。此次诽谤，又是以“文字”为奇货，虽没搞成什么风波，但自车盖亭诗案后士人畏祸心理更加严重，政治功利心已变淡薄，纷纷出任外地，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上。
三、 元祐士人矛盾心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士人的身份跟前代不同的是，即大都是集政治家、文章家、经学家于一身，具备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种特征，作为宋代士人的一部分，元祐士人也不例外。元祐士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进行创作，那么在此种矛盾心态作祟下，元祐时期的文学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形态？我们可以从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这三方面的影响来解析。
（一）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更多的是表现元祐士人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且从中有不少的攻讦他人之文，言辞激烈，带有很浓厚的情绪和意气成分，如司马光在《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一文论及差免优劣时指出：免役于上户不利，但事实上，却是“彼免役钱虽于大户困苦，上户优便。”这是对新法的言论，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政治观点的“愤激之深”。再如在《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八月八日，至卷三七零元祐元年闰二月，不到八个月的纪事中，弹劾新党和批评新法之弊，还六十七篇之多，在章惇被逐出朝后，王岩叟如释重负：“余无大奸，皆柔之徒，易为处置，惟在常辨之，便之不可入而已”。
另一方面，表现亦官亦隐的主题居多，唱和酬唱之文不少，内容空洞，应和他人之文居多。依据是元祐士人参政心切，对新党愤激太深，对内部的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明显，又因怕畏祸及身，再加上生活条件的改善，诗人群体性增强等原因。如苏辙的题画诗作《书郭熙横卷》就表现出渴望自由的主题，前十八句可以看出诗人则通过画境怡悦性情，“食罢起爱飞泉清”，从画面上品味“岩头古寺拥云木，沙尾渔舟浮晚晴”的真趣清味，可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重现出往日的“江海兴”和林泉踪迹。然而，“归来朝中亦何有，包裹观阙围重城”，诗人对山水的美感享受，仅是画饼充饥式的心理满足，自己仍深陷于“意气之争”，虽然有着对自主，自由的美好向往，但被君权和党人的羁绊。再如苏轼的《郭熙画秋山平远》，诗也作于元祐二年。此时，作者正充满激情地参与“元祐更化”，突然因策题之谤遭洛党之攻击，在观赏郭熙《秋山平远图》，顿生归卧秋山之想。“漠漠疏林寄秋晚”，“中流回头望云巘”，是表达在畏祸心理驱使下的一种真实却无法实现的美好理想，只能作一次心灵远游。诗人此时正处于“受国恩深重，不同众人，不敢妄退”的姿态，只能在再次陷入这个“是非之地”,陷入这无法改变的生命悲歌。面对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诗人追求“平地家居仙”的处世模式。 （二）矛盾心态对文学形式的影响
其实，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是一组辩证关系，什么样的文学内容适合用什么样的文学内容，反之，什么样的文学形式能较好的表达什么样的文学内容。矛盾心态对元祐文学形式的影响是：
元祐士人“欲博忠直之名”，寄心于王室，参政热情极高，且为了打击新党和异己者，那么散文中议论类文体（如奏议），就很好地承担了这一重担。据《苏轼文集》统计，奏议凡一百五十篇，其中从元丰八年十二月还朝至绍圣元年被贬之前，苏轼就创作了一百五十九篇；再据《栾城集》，直接议论时事的书、状共一百五十一篇，作于元祐年间的为一百四十篇，可见创作之多。
元祐士人虽“欲博忠直之名”，但又畏祸及，处于政治漩涡中又不能自拔，唯有寄情于生活和与他人吟诗唱和之间，诗歌里的抒情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元祐时期，以二苏为宗主的文人中，均或多或少地作有题画诗。据《栾城集》，苏辙作有题画诗凡十三题十八首；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黄庭坚在元祐作题画诗四十五题五十四首；又据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苏轼作于元祐的题画诗三十五题四十八首。再看酬唱诗，围绕在两苏为宗主的文人，由于师从的关系，几乎都对当时两苏和黄庭坚的诗进行唱和，有时还对古人的诗进行唱和，如：元祐元年，围绕苏轼《武昌西山》一诗进行唱和者，竟达三十余人之多，再如：元祐七年，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晁补之也随之作《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从中可见元祐诗人酬唱之盛。
由此可见，以政论为主的散文和以题画酬唱为主的诗歌，构成了元祐时期的文学形式。
（三）矛盾心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从以上对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评述，可以看出矛盾心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应该是：
散文说理因素较重，且有情绪化和意气化成分。依据是：奏议文体自身的议论性成分重，讲究说理；元祐士人在散文中更多的是表达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和攻讦他人之语，有说服他人之意愿，故文章机构趋向说理；唐宋以来的文学复古之风，强调文学尤其是散文要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如苏轼《再乞郡札子》在说明自己自请离朝的原因，一开篇直说：“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抱怨，”直接指出是深忧奸人程颐死党贾易必报旧怨，再罹诬谤之罪，为了避弟之嫌，才自请离职。不仅说明了作者自己的畏祸心理，条理清晰，而且更是情绪化、意气化，“加足料”地攻击洛朔两党，极富说理成分，朴实无华。
诗歌趋向隐晦性和雅化，有悠游心理存在。依据是：元祐士人虽有寄心于王室之心，但随着诗案频发，他们的畏祸心理更加加深，诗歌创作自然而然更加趋向隐晦；士人“畏祸及身”，更加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间，一些雅致生活的事物开始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里；士人欲得自由之身，纷纷要求外任，享受短暂而自由的悠游时光。如黄庭坚的《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是自然意象，但作者却在古代典籍里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这就是刻意雅化的表现。又如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这一诗，将茶变为文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可见作者的创作风格雅化的倾向。再如苏轼《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云：
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
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
虽然表达隐然归去之意，但诗咏申公、兰陵王臧与赵绾先后事楚王之子戊，及戊即位，绾、臧下狱自杀，申公以病免归的故事。用典之频繁，可见雅化之势。
四、 结束语
元祐年间，是一个政争不断，诗祸不断的时期。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元祐士人，参政热情极高，对新法排斥，对新党倾轧，内讧不断，情绪化和意气化的主体性格明显；但恐遭新党的报复和内部的攻讦，希望摆脱此等困局却不得，唯有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间，与亲朋好友进行唱和，这是元祐士人的普遍心态，是矛盾的。此等矛盾心态，被元祐士人反映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对元祐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文学主题多是表达政治观点和士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文学形式选择政论性较强的奏议和陶冶情操的题画唱和之诗；文学风格中，散文多呈现说理化趋势，诗词多隐晦，趋向雅化，有悠游心理。
注释：
[1]丁福保．清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
[2]邵浩．坡门酬唱集[Z]．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3]曹枣庄等．全宋文（卷一五一，第4册）[Z]．巴蜀书社校点本：440
[4]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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