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及艺术质量等方面来考察，"诗盛元祐"说难以成立。溯其根源，它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产物，并且从属于南宋的"元祐叙事"。"元祐体"最初是一个文体概念，南宋末年才演变成为诗体概念，并与其他元祐诗学话语纠缠在一起，为认识元祐诗坛乃至整个宋代诗史带来了许多混乱。

【关键词】 新旧党争 元祐叙事 元祐诗学话语 元祐体

　一 从"下元"谈起
　　清光绪二十五年，著名的"同光体"诗人兼诗论家陈衍在武昌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1）"三元说"由此得名。后来，沈曾植将此说略加修改，去掉盛唐的开元，而换上南朝的元嘉，以元嘉、元和、元祐作为诗之三关:"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着意通过第三关，自有解脱风月在。"（2）以上两说侧重点不尽相同。"三元说"重在融贯唐宋，去其畛域;"三关说"则重在诗史的通变精神。但两说都将北宋哲宗元祐时期视为古典诗歌史上创作成就最高、最值得学习模仿的三个黄金时代之一。在唐代的开元和元和这两个时代里，大家辈出，佳作迭见，的确"郁乎其盛"。至于北宋的元祐，问题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这里，让我们先对元祐诗坛的创作业绩略作考察。
　　首先，从创作群体上来看，元祐期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创作群体是以苏轼为首的苏门诗人群。明代胡应麟曾指出，"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而"鲁直自为江西初祖"（3）。从列出的名单来看，胡应麟所谓的人才主要指的就是文学人才。"欧"即欧阳修，"苏"即苏轼，"王"即王安石。但到了元祐年间，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中叶诗文革新的健将们大多已经谢世。如苏舜钦卒于庆历八年（1048），李觏、王令卒于嘉祐四年（1059），梅尧臣卒于嘉祐五年（1060），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刘敞、郑獬卒于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1074），曾巩卒于元丰六年（1083）。另一个在北宋中期诗坛上曾经名藻一时、影响广泛的诗歌流派"西昆体"，其大部分代表诗人也已经相继凋落，成为明日黄花。如晏殊卒于嘉祐元年（1056），宋祁卒于嘉祐六年（1061），余靖卒于治平元年（1064），宋庠卒于治平三年（1066），蔡襄、胡宿卒于治平四年（1067），韩琦卒于熙宁八年（1075），张先、曾公亮、陶弼卒于元丰元年（1078），赵忭、晁端友卒于元丰七年（1084），王珪卒于元丰八年（1085），等等。至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文人群体，如方惟深、鲍慎由、俞紫芝兄弟、舒亶等，虽然创作业绩不菲，但彼此之间在创作上的联系比较松散，远远没有形成一个诗歌流派，所以随着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的去世，在诗坛上很快便被边缘化了。其中的一些诗人则因缘际会，元祐年间散入到了苏门诗人群体中，如蔡肇。这样，在整个元祐年间，独擅诗坛风骚的主要便是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苏门诗人群体。他们凭借着元祐更化的东风，相互荐引，彼此推挹，在元祐期间群聚汴京。其中包括陈师道、黄庭坚、苏轼、苏辙、晁补之、张耒、李清臣、范纯仁、秦观、苏轼、李廌、清江三孔等。正如张宏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标志着"由欧阳修文人集团到苏轼文人集团这一新老交替的过程已经完成"（4）。
　　当然，在苏门当中，诗歌创作成就最高、对诗坛发生重大影响的，是苏轼、黄庭坚和陈师道。其他如苏辙、秦观、张耒、清江三孔等人，在整个宋代诗坛上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诗人，和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等宋代诗坛大家无法相比。所以，我们姑且以苏轼、黄庭坚在此期间的创作为例，并结合他们在熙宁、元丰、绍圣等阶段的创作，对这个所谓"下元"时期的诗歌创作予以分析。

　　在历代有关宋诗的选本中，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所以我们姑且以是否入选其中当作是衡量诗歌艺术质量的一个参考尺度。这三个选本对于苏轼在熙宁、元丰、元祐这三个阶段的创作，选择的篇数是比较一致的;至于绍圣以后即苏轼晚年的创作，则分歧较大。从表中可见，在这四个年数相当的阶段里，结合诗歌的数量和艺术质量这两个指标，苏轼诗歌创作的鼎盛期应该是在熙宁、元丰期间，而绝对不应当是在元祐期间。恰恰相反，考虑到三个选本对苏轼晚年诗歌的评价分歧可暂置一边，那么苏轼元祐期间的创作在几个阶段中算是最为薄弱的。这个分析和某些对苏轼诗歌创作分期的研究也是大体相符合的，如王水照教授便认为，苏轼元祐在朝期间的创作数量"固然不少（二百篇左右），但除题画诗外，名篇佳作寥寥无几;且题材狭窄，以应酬诗为主，虽不能一笔抹煞，但毕竟视线未能注视到更重要的生活领域"（5）。至于黄庭坚在这几个阶段中的创作情况，前两个选本对于他在熙宁年间和晚年的创作分歧颇大，这一点倒印证了历代的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二引《豫章先生传赞》谓:"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却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但两个选本对于他在元丰、元祐两个阶段的创作情况，看法却是比较一致的。从中可见，元丰年间是黄庭坚诗歌创作的鼎盛期，而元祐期间的创作则充其量是这一鼎盛期的延续。钱志熙教授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元丰年间是其成熟期（6）。莫砺峰教授也指出，标志着黄庭坚诗歌的独特风格的"黄庭坚体"，在其入京之前的创作早期---熙宁、元丰间，便已经形成了，元祐期间的创作则朝着细密工稳前进（7）。再从具体作品来看。苏、黄等人在元祐期间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主要是以应酬、唱和、赠答、题画等为主体。它们大多题材比较狭窄，感情比较苍白，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力度比较薄弱。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所认同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除了晚期的创作饶有争议外，苏轼、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与鼎盛期应当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而不是宋哲宗元祐期间。这一时期，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其他的创作阶段。倘若再考虑到元丰年间另一位诗坛大家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臻顶峰，而司马光、曾巩、郭祥正等文坛耆宿仍然健在的话，那么，所谓"诗盛元祐"之类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至于陈衍的"三元说"能否脱离它产生时具体的历史情景和特定的理论逻辑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学命题，恐怕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思索与诗史的印证。
　　二 新旧党争、元祐叙事和元祐诗学话语
　　"三元说"与"三关说"正式成立于清末，有着它特定的历史情景和论述目的，我们无意对此妄加雌黄。但是，将宋哲宗元祐年间的诗歌创作视为宋代诗歌中成就最高的阶段，甚至可以上埒盛唐、中唐，开启学诗者不二法门的"元祐诗学话语"，却早在南宋时便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南渡诗人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九《见王提刑》谓:
　　唐之诗人，自宋之问、沈   期、杜甫、李白唱之于前，至元和、长庆间诸子并作，韩、柳、元、白、刘梦得之辈，其风流骚雅，清艳俊发，自有体制，读之可喜，味之无穷。往时，欧阳文忠公一出，扶五季之颓风，接唐人之遗绪，炳然如日星之在天，谁不仰睇而拭目。至元祐间，内相苏公之兄弟与其门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为表里，于是诗人蹑踵相望，大抵不减唐之晚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谓:
　　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
　　以上周、胡论诗，已经将宋之元祐苏黄与唐之开元李杜、元和韩白等相提并论。此后波波相沿，洎有明之初，王袆《王忠文集》卷五《练伯上诗序》谓:
　　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此又一变也。……宋初仍晚唐之习……元祐间苏、黄挺出，而诸作几废矣，此又一变也。
　　这一诗史叙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已经基本涵摄"三元说"与"三关说"。其中对于元祐诗学的评论，也与宋人的叙述一脉相承。
　　但是，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元祐期间的诗歌创作并不是苏、黄创作的鼎盛期与高峰期，其整体创作业绩也决不足以担当"宋诗鼎盛期"的美誉，更勿论上拟开元、元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顶峰了。于是，问题便出现了。"诗盛元祐"此类并不能客观中允地反映诗史发展的诗学话语，是如何形成、演变、定型的?为什么宋人宁愿用"元祐"而不用"元丰"这一更能反映宋诗创作盛绩的年号来指代宋代诗学?作为元祐诗学话语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祐体"，其内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又是如何被应用到诗学批评中?以下笔者试图通过对元祐诗学话语的追溯，对此略作分析。
　　笔者以为，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与诗学批评中"熙丰（熙宁、元丰）---元祐"的对峙，以及"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禁令。从现存的北宋后期文集及诗话来看，其中对苏轼、黄庭坚及苏门弟子已经颇多论及。只是，其中大多数尚且局限在诗句的指摘欣赏、句法的工拙品第，或者是考证典故，解释本事。等而下之的则是大量地旁采故实、叙述杂事、缀辑琐语、记录异闻等等。从诗史着眼，对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元祐期间的创作业绩予以详细的分析，并且置于诗歌发展的潮流中予以对比，从而凸现其地位的评论，可谓凤毛麟角。不过，由于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影响，此期的文学批评中已经开始呈现出"熙丰---元祐"的对峙倾向，即在文学批评上或是党熙丰而贬元祐，或是党元祐而贬熙丰。比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魏泰字道辅，襄阳人，是新党党魁曾布的妇弟，与王安石交往颇密，其所著诗话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党派倾向，如"论黄庭坚则讥其自以为工，所见实僻。而有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之题";"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佳句。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8）。又如其中对熙、丰新党的诗文着笔赞誉尤多，而于苏轼等旧党诗人却罕少论述等等。可以说，熙丰、元祐新旧党争的政治分野，在是书中已经体现为文学批评上的"熙丰---元祐"的对峙，是以四库馆臣谓此书"亦党熙宁而抑元祐"。又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叶梦得是南北宋之际文坛巨擘，同时也是新党党魁蔡京的门人，章惇的姻亲。《石林诗话》对王安石的诗歌论述共有十四则，深中窾会，"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此外如记新党中的蔡京御赐南园诗，章为苏辨护，安焘、李邦直重题《江干初雪图》诗等等。但对于元祐旧党诗人，则"于苏轼一则讥其'繁懑割愁'之句为险诨，一则讥其'捐三尺字'及'乱蛙两部'句为歇后，一则讥其失李廌，一则讥其不能听文，同一则讥其石建牏厕之误"，"皆有所抑扬于其间"（9），表现出了"阴抑元祐诸人"的诗歌批评倾向。另外一部《风月堂诗话》则"多记元祐中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梅尧臣及诸晁遗事"（10）。作者朱弁另著有《曲洧旧闻》，其中力贬熙丰新法，政治倾向明显属于元祐旧党。在《风月堂诗话》中，这一党派倾向也影响到了其诗歌评价的尺度。例如针对王安石《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等句，他评论道:"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汉武诛其家为滥刑矣。当介甫赋诗时，温国文正公见而恶之，为别赋二篇，其词严，其义正，盖矫其失也。诸君曷不取而读之乎?"（11）王安石的《明妃曲》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均是极为称赞，并且都有唱酬之作。司马光也写有《和王介甫明妃曲》，着重渲染了明妃在塞外的寂寞孤苦:"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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