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诗盛元祐说考辨 |
 |
时间：2009-8-8 16:43:11 来源：不详
|
|
|
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诗末则寓教化讽喻之意，谓:"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佗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诗歌立意虽然与王安石不同，但唱酬之作本来就应该各出己意，标新立异，实在无足为奇。朱弁却加以引申发挥，将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四年的唱酬之作，暗中与元祐元年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针对熙丰新法而进行的"元祐更化"绾结在一起，所谓"盖矫其失也"，委实是妙不可言的双关之语。倘若联系到熙宁年间，新党吕惠卿曾经暗示宋神宗，司马光此诗中"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住乡县"等句"不无深意"这一先例，那么，朱弁对王安石和司马光《明妃曲》评论中所隐含的党派倾向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如上所述，连绵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新旧党争，不仅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野，而且深刻地影响到诗歌批评。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祐两个时代的概念，也开始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初步形成了"熙丰---元祐"的对立。元祐诗学话语，最初正是在这种对立中开始呈现出来，继而在南宋以后日渐清晰起来的。至于这一话语的结构形式"元祐---诗文---苏、黄"绾结的形成，笔者以为仍是拜新旧党争所赐。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开始，以章惇、蔡卞为首的新党开始严禁元祐学术（12）。从所禁内容来看，所禁的元祐学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以史学为重点;二是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以道学为重点;三是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则偏重于文学。这三者之中，尤其以苏轼的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李纲《梁溪集》卷一六三《跋东坡小草》谓:"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首，必欲置死地而后已。"故政和元年十一月，新党薛昂上疏言:
元祐中，曲学陋儒自售其私，请以诗赋取士，乃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鼓天下之众而从之。陛下兴学养士，增光前烈，亲洒宸翰，训迪多方，元祐学术政事悉禁毋习。然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仰渎圣听。盖义理之学高明而难通，声偶之文美丽而易入。喜易而恶难者，世俗之常情也。倘非重重禁约，为之矫拂，恐复流而为元祐之学矣。诏榜朝堂，委御史弹劾。（13）
薛昂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曾经与王安石弈棋赌梅花诗而不能赋，在士林中传为笑柄，所以叶梦得称其为"不能诗者"。但他上疏乞禁诗赋，却并不仅仅是由于自己不能做诗这么简单，而是因为苏、黄等人在元祐期间"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鼓天下之众而从之"---说白了，便是将诗歌唱酬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来煽动舆论粉饰太平。虽然崇宁年间下诏禁止元祐学术，但"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甚至"或辄投进，仰渎圣听"。显然，在新党看来，诗赋的创作已经成为政治上新旧之争的一个焦点，他们惟恐诗赋的创作与传播会再次鼓动天下士人，为旧党上台张目。于是，政和二年，御史李彦章承风上奏，以诗赋为元祐学术，明令禁止（14）。由此可见，对元祐诗歌唱酬的评价，一开始便不是纯粹地出于诗学的立场，而是掺杂在党争的意识形态中。虽然学禁的目的并未达成（15），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诏令以及刑罚，却在元祐---诗赋---苏、黄之间搭起了桥梁。
至于元祐诗学话语的形成，则是在弥漫南宋一朝的元祐叙事中开始的。南渡之初，高宗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表明政治上对元祐政事的拨乱反正，所谓"朕最爱元祐"。及至高宗后期，南宋士大夫们已经相当普遍地认为，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元丰新法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政治变革，其弊端则流为绍圣以后的诸般政事（16）。在此前提下，他们开始对北宋后期的历史进行了沉痛的认识与反思，并且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叙事。笔者将此种叙事姑且称之为"元祐叙事"。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盖棺论定，肯定元祐更化，否定熙丰变革以及绍圣以后政事。《诚斋集》卷一一三《初读三朝宝训》谓:
一代之治体自有一代之家法。……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论，创为法度，谓之新法，天下大扰。幸而得司马光相哲宗，首罢新法，复祖宗之旧，天下大悦。元祐七八年间号为盛治，比隆庆历。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倾元祐诸君子，以取富贵，倡为复新法之说，谓之绍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法变更尽矣。……祖宗之法亡而中国之祸酷矣。
这条议论，最足以代表南宋朝野对于北宋历史盛衰的认识。熙丰新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争、是非纷纭，至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道德评价上，基本上都获得定谳，并且在南宋诗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反复渲染。如郭印《云溪集》卷五《宋元绘挽词》云:"国家有祸源，王氏变新法。元祐壅其流，旧防无敢越。逮至崇宁初，阴霾蔽日月。溃彼千仞堤，横波不可遏。"在此基础上，南宋士人更是对元祐之治不惜添油加醋地予以粉饰、美化，甚至认为元祐更化之治可以媲美嘉祐，比拟汉唐，乃至追配三代:
元祐初异人辈出，盖本朝文物全盛之时也。（17）
呜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载。宋兴用儒，涵育数世。故经术盛于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际。秦汉而下，庶几三代。（18）
臣每惟国朝极盛之时，莫过于元祐。……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为称首。（19）
对元祐之治的美化，最初与南宋初期的党争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沈松勤教授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已经论述颇详。从以上对元祐之治的美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大特色:即南宋士人叙说元祐之治的重点在于元祐期间的人才辈出、文物彬彬;也就是说，重在美化元祐期间的文化创造，对于元祐期间的政治建树，除了废除各项新法外，却甚少涉及。这一历史叙述，直接影响到后人以宋代为"后三代之一"的历史定位。《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云:"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元末赵汸谓:"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20）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以宋为后三代所表达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基于汉、唐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特征，如国力强盛、开疆拓土等，而是推重宋代在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21）。而从宋人对元祐历史的叙述来看，这一特殊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后人凭空加给宋代的，它本身便是南宋士人们在对元祐之治的认同中，所表达的对自身历史地位的一种价值判断。换言之，南宋一朝的"元祐叙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价值判断和历史认同的基础上出现的。平心而论，元祐更化对实施了多年的新法不加区别地一概抹杀，如免役法等等，未免过于草率与意气化。而更化以后，在政事上因循苟且，一无建树，亦是难以讳言的史实。王夫之认为元祐旧党"惜名而废实"、"矫弊而启愚"、"术疏而不逮"（22），实在不算是苛刻之论。钱穆指出，元祐旧党力反熙宁而"操之过激"，"除罢免熙丰设施外，自己却并无积极的建树"，"财政无办法，更不足以关折主持新政者之口"（23）。但在这种庞大的元祐叙事的笼罩下，对元祐之治的美化甚至虚构也就不足为奇。例如，元祐故家子弟晁公武写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3）的《毗陵东坡祠堂记》便是典型一例。《祠堂记》对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有关苏轼在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遽变免役法、反对以文字狱陷害新党蔡确，以及与新党章惇、林希曾经关系颇密等记载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苏辙的曲笔，而非实录，"惟斯言是信，则为盛德之累大矣"。这种怀疑"是在特定的心理定势下，出于塑造苏轼作为元祐党人的完美形象之需"（24），是在熙丰与元祐二极对立的思潮下出现的，是南宋以后的士大夫们对历史所进行的重新叙述与阐释。
同样，虽然元祐时期的诗歌创作绝不足以代表苏轼、黄庭坚的创作业绩，难以成为宋诗创作的典范，更遑论与唐代的开元、元和两大诗歌高峰期比肩，但在这种元祐叙事的影响下，元祐诗学话语也开始定型下来。首先，按照儒家的诗教观念，一代之治便应当有一代之诗，诗歌的盛衰与时世的盛衰总是桴鼓相应的，盛世之治当然应该有盛世之诗。元祐之治既然可以与汉、唐媲美，那么元祐之诗也自然是一代顶峰:
本朝诗文字画之盛，到元祐更无着手处。（25）
建安中，徐、陈、应、刘争饰词藻，见称于时，识者谓两京余泽，繇七子尚存。自后文体变落，虽工愈下，虽丽益靡，古道不复，庶几遂数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张，各擅毫墨，待价而显，许之者以为古人大全，赖数君复见。（26）
汴之治，至元祐而极，学问诗文亦至元祐而极。学问造极，程氏是已。诗文造极，苏、黄、陈氏是已。（27）
其次，文坛统绪的确立。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统"的观念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倡与阐述。学术上有道统，政治上有正统，文学上则有文统。这一观念一方面是为了排斥异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标明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在南宋士人们看来，宋代文坛的统绪就人而言便是从欧阳修到苏轼，就时间而言便是从嘉祐到元祐。由此，元祐诗歌便与历史上其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一起构成了诗歌史的正宗统绪:
唐之文章三变，而后得韩愈。愈之门生如张籍、李翱、皇甫湜、孟东野之徒，皆晔然有闻于世，后学者闻其风而悦之。韩愈死又二百余年，而生欧阳公，收拾贤者，汲汲如饥渴。当时门人皆一时胜流，如尹师鲁、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辈，实与异世而相望焉。自嘉祐、治平之间不三十年，而翰林苏公主盟斯文。苏公之门如黄鲁直、秦太虚、张文潜、晁无咎与阁下，诸门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后进，视韩、欧门下士未肯敛衽也，自元和以来至于五代，阅二十三帝二百余年，而三人者始于先生弟子传道授业，羽翼前贤，赖以不泯。（28） 唐之诗人，自宋之问、沈佺期、杜甫、李白唱之于前，至元和、长庆间诸子并作，韩、柳、元、白、刘梦得之辈，其风流骚雅，清艳俊发，自有体制，读之可喜，味之无穷。往时，欧阳文忠公一出，扶五季之颓风，接唐人之遗绪，炳然如日星之在天，谁不仰睇而拭目。至元祐间，内相苏公之兄弟与其门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为表里，于是诗人蹑踵相望，大抵不减唐之晚世。（29）
再次，元祐诗歌成为创作的典范。郑天锡《江西宗派》诗谓:"江西一水活春茶，寒谷春灯夜拔花。人比建安多作者，诗从元祐总名家。"（30）诗中指出，凡是受到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歌之示范者，总会成为名家而享誉天下。在这里，元祐诗歌已经成为了宋代诗人们学习的本朝楷模。士人们在评诗论文时，也常常以"元祐之风"等词汇来相互称许。如吕颐浩《忠穆集》卷六《与刘仲忱书》谓:"作日勉强成诗，以谢厚意，复蒙属和，感佩尤深。两日来披咏佳篇，不能释手。古诗高妙，不愧元祐年间作者之风。"关于元祐典范意义的确立，沈松勤教授在《南宋文人与党争》中论说颇详，兹不赘述。
当然，对元祐诗学持批评意见的并非没有。这种批评往往是站在唐诗的立场上来贬抑宋诗的，但在论述时的那种将元祐诗学当作是宋诗的代表、集中体现了宋诗弊端来加以痛贬的作法，却表明了这种批评本身也在无意识或不自觉中受到了元祐叙事的影响（31）。至于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元祐叙事对史实之笼罩与遮蔽的，就笔者管见，南宋一朝似乎只有朱熹等寥寥数人。
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32）
朱子虽然源出伊洛，但是对于新旧党争的缘起、历程，以及元祐之治的缺点、元祐旧党才具的不足，却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所以才能不蔽于元祐叙事。至于他对元祐唱和的批评，虽然反映出道学家对诗歌创作的一贯偏见，倒也指出了元祐时期的诗歌唱酬不无粉饰太平之嫌。
三 "元祐体"辨
南宋元祐诗学话语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元祐体"。作为元祐诗学话语的核心，"元祐体"这一诗学概念给宋诗研究所带来的诸多分歧与困惑，足以说明北宋新旧党争所导致的诗歌批评中"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