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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盛元祐说考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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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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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丰---元祐"的对峙倾向和南宋的"元祐叙事"，对宋代历史、文学史的掩盖与遮蔽。原本起源于北宋后期科场中的一个深烙新旧党争色彩的指称某类应试文章风格的词语，在南宋的元祐叙事笼罩下，被严羽移花接木为一个诗体概念，并在此后的文学批评中与元祐典范、元祐文章等称谓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古典诗歌批评中颇具影响的元祐诗学话语。
研究者在讨论"元祐体"时，总是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起点。他在"诗体"一节中论列两宋诗派谓:"以时而论，则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西昆体。"在"本朝体"下严羽注曰:"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下注曰:"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下注曰:"山谷为之宗。"但其实，早在严羽之前，陆游便已经提到"元祐体"了。《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载:
已而入太学，屡中高等，声籍甚显。兄弼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溺死，无后，特恩补公将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辞，试吏部铨，中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迁辟雍博士兼编修道史检阅官。时禁元祐学术甚厉，而以剽剥颓熟烂为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无敢异。一少自激昂，辄摈弗取，曰:"是'元祐体'也。"公独愤叹，思一洗之。一日，得经义绝伦者，而他场已用"元祐体"见黜。公争之，不可。明日，堂上出其文诵之，一坐耸听称善，争者亦夺气。及启封，则内舍生陈元有也。元有遂释褐，文体为少变，学者相贺。改宣义郎，入秘书为校书郎。
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段关于"元祐体"最重要的文字似乎从未见到征引。因此，笔者拟不惮繁琐，对这条材料的内容详加考辨。这篇墓志铭的墓主是曾几，字吉甫，号茶山，江山赣州人，后徙居河南。他是南渡诗坛大家，也是陆游的老师，与陆游关系密切。所以，陆游的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关于曾几生平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不过，这段叙述依然不无模糊，其中蕴含的信息尚有待考证阐发。据白晓萍博士未刊稿《曾几年谱》，曾几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至于"迁辟雍博士兼编修道史检阅官"，则是在徽宗重和元年（1118）九月。自"时禁元祐学术"至"学者相贺"，指的是曾几利用科举考试的机会，引导了一次小规模的文体变革，即所谓的"文体少变"。这次科举考试是在宣和元年（1119），当时，曾几以太学博士任点校试卷官，其职责是审批试卷。《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载:"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御史中丞陆德先知贡举，给事中赵野、起居郎李纲同知贡举。……点校试卷官:校书郎曹大同……太学博士臧（王）禹、曾几。"据《墓志铭》的叙述，当时考场上有的考生没有"以剽剥颓熟烂为文"，所以被其他考官以"元祐体"为名摒弃。问题是，这个所谓的"文"，指的是什么文体呢?这就必须对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与科举制度之变迁有所了解。北宋自神宗以后，贡举制度随着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兴衰而数变。宋神宗熙宁四年，在王安石等新党的主持下，罢去诗赋，专以经义取士，"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33）。但元祐更化期间，旧党又恢复了诗赋取士，"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34）。哲宗亲政后，尽复熙丰法度，《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载:"绍圣元年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此后，"专用经义几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诗赋"。再兼以如前所述，徽宗崇宁、政和年间以诗赋为元祐学术，曾屡加严禁，所以，在宣和元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被其他考官以"元祐体"所摒弃的绝对不可能是指诗赋而言，而指的是经义、策、论等文体。此外，墓志铭中所谓的"剽剥颓熟烂之文"，应当是指在北宋后期的太学中与科场上，士人程文所用经义悉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为准，士人"志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35），"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之书，一切废不用"（36）。而考生文章被指为"元祐体"的理由，即"少自激昂"、"经义绝伦"等，则应当是指考生在"经义"、"论"或"策"中，义理上没有完全遵循《三经新义》，而是偶或参用元祐旧党学说的;或是在形式、风格上有学习参考元祐旧党文章的地方，比如苏轼的策论等等。由此可见，"元祐体"的最初内涵，应当是指科场上应试文章的风格而言，类似于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罢黜的"太学体"，但绝对不会是指诗体或诗派。它的出现明显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产物，所以产生伊始便烙上了党争的印痕，包含了许多文学之外的信息。
除此之外，南宋陈藻也曾在严羽之前提及过"元祐体"。《乐轩集》卷二《东宁初夏得叔达书自都下来言去秋与乡荐寻闻下第想就试上庠赋诗寄之》云:
天涯无伴只思渠，知在杭州有故庐。闽岭秋空翔一鹗，融江夏日煮双鱼。合看髫登科去，却有髭须落第初。太学好还元祐体，松峬莫便赋归欤。
这首诗是写给一位下第朋友的。诗中提及的"元祐体"大致上仍然是指一种特定的风行太学、科场中的文章风格而言，与北宋后期科场上出现的"元祐体"概念是大致相符的。作者奉劝落第的朋友，不要灰心丧气，并以太学中应该会重新流行或赏识"元祐体"作为鼓励，"莫便赋归欤"。那么，陈藻为何要特别点明"元祐体"作为鼓励呢?笔者以为，这很可能与陈藻的身份以及庆元党禁有关。陈藻是南宋学者林亦之的弟子，亦之则师承南宋著名学者林光朝，而林光朝则曾亲炙程颐的高足尹和靖，所以，陈藻应当属于伊洛学派的传人。至于他的生平，《宋元学案》卷四七《艾轩学案》引其弟子林希逸《乐轩诗筌》谓:
在昔隆、乾间，士之师道立，浙有东莱吕氏，建有晦庵朱氏，湘有南轩张氏，江西有象山陆氏，莆有艾轩林氏，皆以师道授，并世而立名者也。艾轩于时，犹为前辈……世其学者，网山（林亦之）一人，再传乐轩，又皆以布衣死。艾轩在，网山以艾轩名;网山在，乐轩以网山名。……乐轩虽得寿，后网山死四十年，衰白穷槁，人以为常人矣。……乐轩卒十年，予请于宗伯而祠之。
网山即林亦之，他卒于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以"后网山死四十年"来推算，则陈藻大致主要生活在孝宗后期和光宗、宁宗期间。在此期间，蓬勃于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的道学遭遇到一场灭顶之灾，即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大概只有五年左右，对"逆党"、"伪学"的迫害力度也不能和元祐党禁相提并论，但是二者均将科场作为党禁、学禁的一个重要战场，却是相当一致的。《宋会要辑稿》选举五载:
（庆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叶翥等言:"二十年来，士子狃于伪学，汩丧良心。以六经子史为不足观，以刑名度数为不足考，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盖其空疏不学之陋，杂以禅语，遂可欺人。三岁大比，上庠校定，为其徒者，专以怪语暗号，私相识认，辄置前列，遂使真才实能，反摈不取。臣等孰识其弊，比知贡举，试取经史之疑以质之，多不能对，观其文理，亦有可采，而怪诞尤甚，深可怜悯。盖由溺习之久，不自知其为非。欲因今之弊，特诏有司风谕士子，专以孔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更乞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取到前三名程文，申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太学则学官径申，诸路则提举学司类申。如仍前不改，则坐学官提举官之罪。如此，何忧文风之不变，士习之不革哉。"从之。
"伪学"之目是庆元党禁中反对道学的官僚们的一大"发明"，而叶翥攻击道学的诸多流弊，也的确在道学士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以才被人抓住把柄（37）。陈藻本人属于道学一脉，他的朋友吴叔达很可能与他气类相投，所以在科举应试中多涉道学语录，以至于被黜落下第。而其时伪学之禁尚严，陈藻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道学张目，只能以"好还元祐体"聊以慰之。因为南宋道学一脉，本来就源自于元祐旧党中的程颐，所以对道学士人而言，两者自然地具有某种契合性。再进一步推测，虽然南宋时已经恢复了诗赋取士，但陈藻所引用的"元祐体"的内涵恐怕仍然没有包括诗赋在内。因为只有在经义、策、论之类的文章中，道学的语录体特证、与禅相似的哲理性思辨才有发挥的余地。
仅仅是到了南宋末年，"元祐体"才被严羽移花接木为一个诗学概念，用来指代某种诗体。显然，这一"创造性的转化"与弥漫于南宋一朝的元祐叙事和北宋"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潜在影响是分不开的。那么，严羽所揭橥的"元祐体"的内涵是什么呢?由于缺乏明确而清晰、详尽的论述，我们只能够从《沧浪诗话》的字面中去理解，在阐释时恪守严羽"以时而论"和小注"苏、黄、陈诸公"这两个界定。这样的话，严羽所谓的"元祐体"，恐怕只能是指元祐期间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元祐诗人群体唱酬之作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而言。它包括在内容上以应酬、唱和、赠答、题画为主体，在形式上采用次韵、险韵，用典密度大、贴切等等。因为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这三人的整体诗歌创作来看，所同实在是不胜所异，除此之外，很难从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风格。在此意义上的元祐体，或许与南宋后期、严羽之前便已经出现的"元祐律"的内涵相近。《浣川集》卷一《娄南伯墓志铭》载:
南伯娄氏……有潜山集若干卷。……余读之，曰:……君诗用元祐律，虽绘组故事，以就声韵，而高睨物表，自为开阖，不失情性之正。
其中提及的"元祐律"，其特点是"绘组故事，以就声韵"，这倒与苏、黄等人元祐期间的唱酬诗风格相近，如在押险韵上争胜毫厘、用典密度大而精当等等。
自从作为诗歌体裁、风格意义上的"元祐体"在《沧浪诗话》中出现之后，深烙党争印痕、科场文体意义上的"元祐体"便被湮没了。这一意义上的"元祐体"，很快便与其他元祐诗学话语纠缠在一起，引起了对宋代诗学认识上的分歧。清康熙十六年，宋荦为南宋裘元量《竹斋诗集》所作《竹斋集序》谓:"江西诗派自吕居仁倡论，以黄山谷为标准，后人辄多诋诃。其实诗派图中人不必皆江西，诗不必尽宗山谷也。先是，严沧浪论诗有元祐体，注云:元祐体即江西派，如苏东坡、刘后村、戴石屏之诗皆是也，岂惟山谷诸家哉?然则诗派何足病?病在不善学山谷诸家耳。"序文中提及的"元祐体"小注，明显有悖于严羽的原注与原意。在《沧浪诗话》现存的各种传本中，"元祐体"与江西诗派泾渭分明，严羽也从来未将苏轼等列为江西诗派。所以，序文颇有扯起虎皮充大旗，从而为江西诗派辩护的味道。而这种将江西诗派附会"元祐体"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以"元祐体"为神圣的诗歌典范的观念。这正是南宋元祐诗学话语的典型特征。随着诗坛上尊宋之风的炽兴，"元祐体"与元祐之风、元祐典范、元祐风流、元祐诸公等描绘性词语愈发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试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元祐诗学话语:
其（杨杰）诗虽兴会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为奇崛，如《送李辟疆》之类者，或偶近卢仝。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38）
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39）
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载生于诗道极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风规雅赡，雍雍有元祐之遗音，史之所称，固非溢美。（40）
（赵）汸……诗词不甚留意，然往往颇近元祐体，无雕镂繁碎之态。盖有本之学，与无所师承，剽窃语录，自炫为载道之文者，固迥乎殊矣。（41）
四库馆臣认为，在宋诗发展史上，元祐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阶段，元祐诗歌具有某种典范意义，这是尚袭了南宋以来的元祐诗学话语。而当他们提及"元祐体"时，其内涵却都相当模糊，尤其是以"率易"、"平易"、"无雕镂繁碎之态"来描述"元祐体"，简直是有点莫名其妙，这又恰恰反映出元祐诗学话语本身的缺陷。
只是，通过这些论述，以"元祐体"为核心的元祐诗学话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一直延伸到清末的"三元说"与"三关说"。它在古典诗学领域中确立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并以其宏大的诗史叙事，遮盖住了宋代诗歌史中许多重要的环节，从而使得研究者们甫一接触此类诗学论述，便往往容易导致认识上的混乱。以"元祐体"为例，有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纯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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