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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时间:2009-8-8 16:52:58  来源:不详

[内容摘要]在宋代文学史上,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他作代表着北宋时期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诗、宋词都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高峰。他的作品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几起几落的生活波折和他过人的睿智使他对人生的思考获得新的视角和高度。他是在宋型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与全才,在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着宋型文化的精神。

在“苏文”、“苏诗”、“苏词”中,“苏文”胜于以文通理,“苏诗”胜于开创宋调,“苏词”则胜于独辟蹊径。本文从苏轼在诗、文、词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入手,试论“苏诗”、“苏文”、“苏词”对宋代文坛的影响,以及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确立的“盟主”地位。

[关键词] 苏轼 宋代文学 以文为诗 以诗为词

苏轼是北宋时期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苏文”的“文以通理”把宋代散文引向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的健康发展之路;“苏诗”的“以文为诗”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诗歌的自由度,矫正了宋诗流于浅率无味、生硬晦涩的弊病;“苏词”的“以诗为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境界。他的这些成就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成就也足以确立他“文坛领袖”的地位。

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文坛的“盟主”

苏轼登上了唐宋古文艺术的高峰,文名之盛在两宋可谓独一无二,宋孝宗为其文集作序曰:“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细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每每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与。”(《御制文集序》)在他手上,北宋古文运动推上高潮,并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并使之成为宋一代散文成熟而稳定的主导风格。他的散文既有宋文的共同特色,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学贯百家,广备众体,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涵纳儒、释、道诸家精华,将事、理、情融为一体,视野开阔,姿态横生,机变灵活,挥洒如意。苏轼的散文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艺术风貌,其风格随文而异,倾吐自如,具有雄放恣肆、隽逸洒脱的鲜明特色,创造出了以极平淡而自然的语言,抒写出极深刻的哲思、极真挚的情感而又极富生命力的散文新境界。他挖掘了古文文体的巨大潜力,又显示了古文艺术的广阔前景,宋文至此而定型,中国古典散文的艺术传统至此而确立。

在苏轼的散文中,无论是议论文、记叙文还是小品文、文赋,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宋代文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轼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许多独到的新见,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随机生发,翻新出奇,既展示其才情,又显示其文采。杂说、书札、序跋一类议论文,也总是善于翻新出奇,而形式则更加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笔势收纵自如,尽显大家风范。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一方面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还从其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胸有成竹”的艺术创作规律,叙、议、抒情紧密结合,读来绕有韵味。再如《石钟山记》,也是一篇叙事、抒情、议论水乳交融的精品。在“辞达而已”的标准下,苏轼为文,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繁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继承了欧阳修以来的“文赋”传统,更有出蓝之势。如他的《赤壁赋》就是写景抒情散文的名篇,也是宋代文赋中的杰作。其中写景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茫、虚幻的感觉,又为后文的人生哲思作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同时,这篇赋摆脱了汉赋句法的板滞,也一洗齐梁赋作的绮靡,句式骈散相间,既有传统赋体的讲究辞采,又融入了散文的灵活自然,更具有诗的情韵意境、情景兼备、哲思深邃、空灵奇幻、极富艺术魅力,成为宋代文赋的绝调。

二、苏轼在宋代诗坛的地位和影响

苏轼诗名与文名相仿佛,所谓“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即可见其享誉之高。苏轼所以能在诗史上卓然成为一代大家,就在于他以彪炳当世的大量创作,建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而展示了宋诗的新貌。文学贵在独创,别林斯基说“:天才的最基本特性之一是独创性或独立性”,它“有着自己的生命,自由地而非模仿的创造着,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上,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说,都烙下了独创性或独立性的印记。”苏轼正是这样的天才,他重视继承古代的诗歌遗产,注重学习唐诗,但并不对之亦步亦趋,抱柱守株,而是有所革新创变,发展了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以才学为诗”的特色,集中代表了宋调的特点。

(一)以文为诗,大放厥词,别开生面

《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以文为诗是苏诗也是宋诗的一大特色,苏轼以其天生的健笔、奔放的才情,发展了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传统,又矫正了在他之前宋诗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善于打通各种文体,以文为诗,以古体写近体,其词纵横开阖,收放自如,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诗歌的自由度。

1、以文为诗在苏轼表现为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坡诗纵横如古文”,他为文如江流奔注,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他的古体诗也有奔放驰骋不可一世的气象。《王维吴道子画》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正可以作为苏轼诗风的写照。如七古《雪浪石》描写的是作者所欣赏的一块盆石,物体并不大,诗人却以横绝山岳的笔势出之:先从雪浪石的来历写与东岳争雄的太行山,蔽空遮日的飞狐口,上党郡,起笔非常雄伟。以下写其形势、气概、奇峰、崩崖和山石很不平凡的经历。方东树说:“此诗奇横……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姿。

2、吸收古文章法也是苏轼的特色。古体长诗由于篇幅恢宏,本来便于才华横溢的诗人驰骋文思,苏轼又惯于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就使他的诗层次严紧而又汪洋恣肆、波澜起伏,如《王维吴道子画》,总叙吴、王二子之画一层,专论王维画一层,品第二家之画一层。全诗次第井然有序,旋提旋收,充分体现出东坡长诗吸收散文章法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3、苏诗还较多地引进了散文的句式字法,而做到驾驭自如,自然妥贴。苏诗古体多散句单行,如《游金山寺》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联是对偶外,通篇都是单行散句。《戏子由》共三十句,只有两面联对偶。不少五七言古体通篇不见对偶。这都是古文的用语习惯。苏轼时常糅进散文的语气词,如: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

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问言。——《王维吴道子画》

在长期的创作中,古体诗和旧体诗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特色,而且诗在音韵上更有特殊要求,但并不排斥它们之间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可以互相汲取和渗透。苏轼的诗中融入散文的句式和字法,不但没有破坏诗的韵律美,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豪纵、灵动、奇警的气韵。如《百步洪》开端十几句用散文惯用的排比句式,铺陈一系列的比喻来夸张泉水的湍急,不仅形象鲜明,句式的音调上讽咏起来也能给人一泻而下之感,因而排比句式在这首诗中不仅不损害诗的音韵节奏,反而能获得声情配合的效果。五古《送郑户曹》尾联:“登楼一长啸,使君安在哉!”用散文式的感叹句,并不会使收尾松懈,相反,读来倒觉得划然长啸,戛然而止,煞尾超然不凡。

《书晁说之考牧图后》插用散文句式更为惊奇:

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忘发,视其后者而鞭之。

这首诗借咏画寄托作者淡泊荣贵,顺时自励的襟怀,在牧羊生活的描写中,含蕴着关于人生的深邃哲理,“视其后其而鞭之”,直接借用《庄子达生》中语,引人深思。全诗被人誉为笔力横绝,超妙无匹。诗中插用的散文句在这里完全诗化了,它是诗,决不是散文。

4、苏轼惯用于在诗里驰骋议论,这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为主,议论成分较少,韩愈写诗突破常规,较多地融入议论。苏轼发展了这种传统,每每在诗中倾写胸臆,议论风生。苏轼诗篇中的议论决不是押韵散文,而是诗的有力表现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多是借助于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而与议论文主要用抽象的概念化的理性语言不同。如《秀州僧本莹照堂》批评僧人本莹一味强调天性,追求静寂无为,开端即发议论“鸟囚不忘飞,马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桎梏其形未必能制服其神。作者以“鸟囚”“马击”为喻,并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

苏诗中的议论多贯注着浓郁的感情,体现出情与理的有机统一。如《颖州初别子由》开端有一段议论:

近别了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赠别诗本来是抒情的,作者却以议论发端,这段直写胸臆的议论,信佛在讨论“近别”、“远别”的话题,实则字字体现着诗人对苏辙的体贴安慰,充分显示了双方兄弟情谊的笃厚。正如纪昀所说:“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话。盖情真而笔又足以达之,遂成绝调。”足见这里的议论是融合情感而发,它并不冲淡而恰能浓化诗味。

苏诗中的议论不是作者多余的赘语,而是诗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它往往是同叙事、抒情、描写的成分紧密结合的。

(二)因物寓理的理趣诗是苏试对宋诗的又一贡献

在苏轼的诗中,作者在对富于情趣的自然景物,生活片断的叙写中,往往融入深刻的哲学体悟,即景寄理,意在言外,具体意象与哲思理趣浑然一体,这是苏轼对宋诗的一大贡献。

理趣诗就是哲理诗,它反映了哲理,又是诗。唐王之涣《登鹳雀楼》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理趣的诗,但这样的诗在唐诗中很少见。苏轼在这方面有所创获。他最著名的理趣诗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又如《苏轼诗集》卷四七《题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纪昀批:“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按这两首诗,都是“得此无人态”,看到人们没有看到的道理,定成理趣诗。纪昀的批语,正说明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是一种新创。诗中平淡无奇的自然现像被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去进行思考,在渗入人生思索之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即优美动人,又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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