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以诗为词”——突破诗尊词卑的词论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以诗为词”本来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后山诗话》）。陈氏以为“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其源固出于保守的词学观，但在客观上却准确地揭示了苏词这一手法开创性的特色。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换言之，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以诗为词”，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为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总而言之，“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用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并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极为深挚。词人在悼念王弗的时候，触发起自己对十年来艰难的人生经历，宦海风波的一番回顾。这首词上阕写作者对王弗的思念，下阕记梦中还乡，深切地表现心中的悲痛。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由于朝庭内部剧烈的明争暗斗，迫使他离京外任，“书剑报国”的壮志难酬，从而在他内心兴起迟暮的苦闷和牢骚。在词中作者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苏轼有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词中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鲜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业的心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作者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之无穷尽，无数的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功业却仍然留在人间。作者面对祖国大好河山，想起历史上出现的悲壮场面，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时不待人，而此时自己不能成就事业，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叹息。
同时，苏词的部份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咏月而兼怀人，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出对于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和豁达胸怀。上片写对月饮酒，以问月发端，由现实进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间，展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过程。下片写对月怀人，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将物理的变化与人事的迁移联系起来，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释。在为月解脱的同时以理遣情，得到自我慰解，进而发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表现的情感有些压抑，但境界开阔高远，基调是积极乐观的。全词在叙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描写中，有对现实迫害的愤慨与藐视，有对人生的执著，有对人生哲理的议论，有对弟弟的深切怀念。现实的迫害使它产生出世之想，而这种想法是暂时的，一刹那的。他的执著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的热切希望战胜一切。同时在这首词中，也流露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表现了一种对人生社会的怀疑情绪。
苏词以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在徐州写的《浣溪沙》描写了村姑、醉叟、络娘和卖瓜人等农村人物，描绘了清新秀美的农村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而“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再看《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画秋日农村景象，鲜明生动，历历如见。上片四句分别取四组景象，远景近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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