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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鹿鼎记》试论金庸对“侠”的解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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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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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的拍马屁艺……就连对女人的态度也是流氓式的占有，这和其他小说中的侠者形象，简直就是一个本末的颠覆。
官场的日常生活化，以及韦小宝日常生活的官场化，自然引伸出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种流氓政治。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投机取巧、升官发财，韦小宝在官场中的“出色”官技，让多少人“望尘莫及”！
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提炼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均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到自己的对应物。流氓的角色和活动当然也包含在内，而反映社会小人物的通俗文学更是如此。韦小宝不是等闲之辈，控制朝野各派政治势力，甚至策动邻国政变，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政绩伟业，君主倚重，多少鸿儒英杰相形而见绌。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故事，是金庸对中国几千年的流氓政治生动的文学演绎。这部作品至少反映金庸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一个基本看法：“最后的胜利常常是属于流氓的。如果说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时也会演出喜剧的话，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个流氓。”[2]《鹿鼎记》通过流氓的胜利，政治的力量展示，反衬了武林人物的失败。
4、韦小宝现象的社会批判意义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曾经痛切地批判过中国社会的“酱醋缸文化”，这种文化与韦小宝种种行径不谋而合。鲁迅在谈到小说的社会影响时说：“中国人的江湖思想，妖巫湖鬼思想、堪舆、相命、卜筮、迎神赛会等等陋习劣行都来自小说，”因而他才主张要进行小说革命。[3]
韦小宝的马屁艺术、为官之道、流氓处世学与流氓政治手段，在现实社会中为了生存和利益而争相效仿的人不在少数。除此外他对女人的态度也给现实男权社会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例子与导向。“韦小宝现象”给读者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警醒，也带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对一般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
因此，尽管韦小宝是性本善的，但他的恶劣也应受到应有的批判。因为批判他也就批判了那样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也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从而更加好地理解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对“侠”的解构。
四、金庸对“侠”的解构的文化意义
由侠至流氓的转化完成之后，那么“侠”便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终结了。我们反思一下为什么金庸会有这样的转变？借用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句话，大概是可以概括金庸后期的创作思想的——“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现实世界中的对照而让金庸产生对“侠”的困惑与怀疑，可以追溯中国人心中对“侠”的根源心理。它原本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但又不敢或是无力反抗的一种懦弱情绪，在得不到合适的宣泄的情况下，只能寄托于侠的出现。就好象在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年代里，极少想去推动上层的改革，民主的深化，甚至自己主导权力，而更多地只是寄幻想于“明君”的出现，统治阶级的发善心。所以侠的出现，原本就是一种畸形的心态。在历史上，所谓的“侠”，也极少真正的侠。至少现在能够打动我们的，一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侠士，比如荆柯，高渐离。他们的侠气，并不在于他们的义气与“以武犯禁”，更在于他们对于友情的看重，对于承诺的信守，以及对于勇士的无畏，最重要的是，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即他们多半是在自己清醒的意识下进行自己的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后世中的侠，更多地沾染了统治阶级的鼓吹，或是民间百姓的理想，他们大多只是一种文化下的个体，缺少自我的选择，而是服从于政治的原则，比如要“忠”，比如要“义”，而最终成了愚忠，愚义，最典型的莫过于《水浒传》中的众人投诚朝廷以及打方腊。而这样的侠义思想的泛滥，就是导致了平民人对于现实的缺少反抗与挣扎，让他们只幻想着救济，而不是必要的行动；即便偶尔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也很快会被推到统治阶级的轨道上去，成了历史的一个轮回，比如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所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侠，更多的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或是胡乱杀人的流氓。
于是对应起近现代史，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这种侠义的危害：泱泱大国，坐任列强宰割；义和团运动，成了统治阶级摆弄的一枚棋子。相比之下，百日维新反倒是最能突出真正的侠气的，因为在那几个书生身上，体现了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反思，渴望着上层与下层的打通。只是他们终究还是败在了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国民“奴性”上。于是人们就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侠客“大刀王五”身上，再度体现了人们对于现实的逃避。也可以说，正是国民性这样的逃避以及懦弱，导致了史前无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荡涤掉了国人身上的正义与良知，侠文化遭受了一场彻底的清剿。但同时，破了也有利于立。当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也许反倒可以树立起一种参政议政的意识，推动民主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塑造起诸多的大侠，那么只能成了国民集体的一剂春药，在意淫之中堕落。
可以说，金庸正是以一种文人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反思自己的侠义文化，并逐渐地开始了有意识地反侠的历程，以打破国民心理中对侠的期待甚至扭曲。这就好象布鲁诺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宣扬，打破了人类的自恋心理，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之后，人们才可能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去探索宇宙更深的奥秘。同样地，只有将侠打破了之后，人们才会回归于文化的反思，进而去推动对于现实的改造。而这是历史进步、文明发展的真正推动力，也可以视为金庸塑造韦小宝这个形象的创作思想的一个深层挖掘。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金庸的悲哀，那就是“鸿鹄折翅，乌雀高堂”的历史悲哀。正义总是很难对抗得过现实的，几乎历史上众多的名将都难于善终，李广、岳飞……而恰如李泽厚在其《厚黑学》中所评述的，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只有集“皮厚”“心黑”之大成者，才可能笑傲江湖。韦小宝无疑是“厚黑学”的一个很好的典型，它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剧。所以可以这样说，金庸对于韦小宝，并不是以一种赞扬的口气来塑造他的，更多地是充满了反思与批判。我们不该过分地沉溺于金庸小说中所描绘的韦小宝种种奇遇、艳遇，而应该思考，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壤上，他那样的一个流氓可以左右逢源，可以平步青云？是否是因为国家机制、社会体制的一个畸形表现？
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4]以金庸的历史眼光与锐利视角，他当然知道小说中的“侠”在现实世界中的虚无，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回归到人性的刻画与恐惧心理的描摹上。他自己也说：“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5]从小说《鹿鼎记》中看，金庸明显是做到了。
《鹿鼎记》曾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唐．吉诃德》，因为它以喜剧形式终结了武侠小说，这两部小说都产生于侠客或骑士已丧失历史合理性的时代，都以喜剧形式嘲弄了侠客或骑士梦想，从而也敲响了武侠小说或骑士小说的丧钟。金庸发展了武侠小说，也终结了武侠小说。纵述至此，不难发现，韦小宝流氓式的胜利，实际也是金庸的胜利；而韦小宝所折射出来的 “国民的悲剧”与“文化悲剧”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韦小宝这个“反侠”就这样解构了金庸的武侠世界，为金庸的“大侠”生涯划上了一个漂亮的、意犹未尽的句号。
注释：
[1]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载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转引自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66。
[2]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桂冠工作室主创，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1994年10《侠之大者金庸评传》附录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83年12月 页码176
[4]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5]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46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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