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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渊明偶像的形成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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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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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
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12.
［2］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147.
［3］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4］ 苏 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80.
［5］ 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6］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282.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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