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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的武当道教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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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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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最终形成了正一道一统天下的局面。元初，王重阳的弟子邱处机创立了道教全真龙门派，经过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元代道教另一个大的派别——全真道。至此，元代的道教正式分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教派，并一直延续下来。
武当山道教属于全真道。全真道在明代不及正一道兴旺，显得很冷清，但武当山的全真道是个例外（原因后述）。历史上，符箓派道教最初在北宋进入武当山，南宋时期这里成了上清派（茅山宗）的天下。到了元代，南北方道教交流汇合，全真、清微（后归正一道）等派都传入武当山。至元十二年（1275），道号寂然子的全真道士汪真常带领6名徒弟来到武当山开山传宗，使武当山道教重新兴盛起来。明初，全真道龙门派传人丘元清（也有人写作“邱玄清”）来到武当山住持五龙宫。一直到清中叶，全真道始终是武当山道教的主体［11］154-155。
如前所述，武当山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成为道教圣地，并且自北宋真宗时代起就是被称为真武的玄武，即天帝的居所［12］77-78。而武当山的极盛时期，当属明代，这固然也与真武神有密切关系。明顾璘在《游太和山记》的结尾曾经很有见地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武当山）凡宫殿，皆拟天庭帝座之崇严。虽行寮寄寓，皆费中人有家之产，莫状其胜。志云：‘聚南五省之财，用人二十一万。’不知作之若干岁，信有之乎？按真君其书所传，（真武）本清修道士也，其后乃有大威力，灵显于宋、元及圣朝。如此，惟我文皇大圣，首物垂训作事为天下法，非真君有大功于国，大惠于民，报典奉祠，乌能臻是哉？”［4］9顾璘的话，至少道出了这样几条信息：一是武当山建筑规格极高；二是明成祖朱棣（即文皇帝）大修武当山耗资巨大，且与真武神密切相关；三是真武神对明成祖有“大功”，实为大修武当之直接原因。顾璘的见解，与历史事实相符。
事实是，明成祖对武当山格外看重，除了派人苦苦寻找武当道士张三丰，赏赐道士李素希道袍（这两件事在明王在晋《游太和山记》和明王世贞《游太和山记》中均有记载）外，最大的举动就是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大修武当山道观。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督军夫三十余万人，在此大兴土木。先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13］。为了提升武当山的地位，明成祖又赐名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到了世宗朝，嘉靖皇帝又赐名为“治世玄岳”，并亲自书写匾额，雕刻于武当山山门的巨大石牌坊之上。从此，武当山声名大振。致使天南地北的许多道士纷纷前来进香，并且也吸引了大批政府官员和文人前来观光。人们都以先睹为快，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旅游华章。
对于明成祖为何对武当山情有独钟，大修武当道观，历来是人们关注且大为感兴趣的问题。就目前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而言，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五：一是其侄惠帝朱允炆被推翻后，逃到武当山修道仙去，明成祖营建武当山是为了纪念朱允炆；二是朱允炆逃到武当山当了道士后，被张三丰隐藏下来，明成祖营建武当山是为了担心惠帝复辟，而寻找朱允炆的下落［2］4；三是明成祖特别敬仰武当山著名道士张三丰，且张三丰曾言“此山（指武当山）异日必大兴”，所以大修武当山是为了寻找、会见武当道士张三丰；四是明成祖自称是真武神转世，而武当山又是真武神的“居所”，为了感谢神灵的庇佑，所以要大力营建武当山；五是明成祖为了告慰太祖（其父朱元璋）夫妻之灵，并为人民祈福，故而要大修武当山［12］78。上述五条，虽各有道理，恐均有所本，但综合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是上述第四条，即明成祖的真武神情结与大力营建武当山密切相关，或者说是直接原因。 对于明成祖大力营建武当山的原因，明代的正史出于种种考虑，一般都避而不谈，只有《明实录》中的《明孝宗实录》卷十三一笔带过的些许文字，还算是多少透露了点滴信息：“太宗（指明成祖）入靖内难，以神有显功，又于京城良方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又专官督视。”［14］这条信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前面所引明顾璘的《游太和山记》曾讳莫如深地提及到了“真君有大功于国，大惠于民”的迂曲说法，而国内现今的一些学者和研究武当山道教文化的专家，也多持有明成祖系真武神转世、真武神曾助其夺取天下，因而着力大力营建武当山的观点。对此，笔者持赞赏的态度，并且还找到了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为何大力营建武当山，明成祖本人虽然未曾明言过，但在他亲自为武当山撰写的永乐十六年的碑文中，“曾引用道教经典，叙及了‘真武大帝’和武当山的关系，宣称他父亲朱元璋和他取得天下，都曾得到真武神的阴助默祐，因此在武当山营建宫观，表彰神功，报答神恩。”［2］18另外，朱棣还曾对营建武当山的官员、军民、工匠们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指玄武）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15］上述两件史料，比较真实可信，因为这毕竟是明成祖自己所言。
无独有偶，倒是非正史中的一些文章说得更为直接一些。明傅维鳞的《明书（卷160）·异教传》在叙及明成祖为燕王，兴“靖难之师”推翻其侄惠帝朱允炆之前的情况时，曾记录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太宗（指明成祖）召道衍（明成祖的近臣姚广孝的道号）入便殿密议。或叹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兴，谁能废之？’忽檐瓦飘堕而碎，太宗不悦。道衍曰：‘此祥也。天意欲陛下易黄瓦耳。’因问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兵初起，暴风雨，太宗不悦。对曰：‘飞龙在天，从以风雨，元吉。’兵行，道衍曰：‘每日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16］同样事件，明高岱的《鸿猷录》也曾有相似的记载：“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17］上述两条史料，所言虽不免有灵异神怪的虚妄成分，但至少道出了一些历史的真实。事实是，明成祖在即帝位前，于洪武三年（1370）被其父朱元璋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京，镇守北边。其侄明惠帝朱允炆听从其身边近臣尚书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在北京安插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以防燕王起兵。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燕王听从姚广孝等人的建议，设计捕杀了张、谢等人，举兵起事，史称“靖难之役”。为了“名正言顺”，朱棣便援引“祖训”，以“清君侧”，讨伐奸臣齐、黄等为名，称自己的举动为“奉天靖难”。朱棣知道，叔叔举兵推翻侄儿，有违伦理纲常，大逆不道，所以除了遵从“祖训”之外，还必须寻找其他理由来“正名”，于是就大造其为真武神转世，真武神助其“靖难”的舆论。据民间传说，真武（即玄武）为司北方之神。燕王镇北，方位相符，所以真武神就自然引起了试图于北方起事的朱棣和谋士姚广孝的注意，于是就编造了建文元年（1399）燕王起兵誓师时“玄帝显灵”的神话，企图造成一种举兵合理、“君权神授”的假象，以迷惑天下［15］。这恐怕就是明成祖大修武当山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三
经过明成祖大力营建后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金碧辉煌，一派盛大气象。武当山的名气，也一时盖过五岳，吸引了无数的进香者和文人游客前来朝拜。就连从小“蓄五岳志”的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武当山也“慕尤切”，在母亲年迈不宜久游的情况下，宁肯舍弃峨嵋之行，也“先事太和”，由华山下来直奔武当山，完成了他胸积以久的夙愿，写下了著名的《游太和山日记》［18］。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描绘武当山宏伟瑰丽建筑的篇章和内容较多，容当专文讨论，这里不再述及。
武当山自古作为道教名山，吸引了无数道教高士前来这里修炼成仙。其中多数都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有所提及。如周代的关令、受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的尹喜，就曾在武当山修炼过［1］23296。“登凌虚岩，为唐孙思邈、宋陈希夷（即陈抟）修炼处。”［4］156五龙宫“人皆知陈希夷于此修道”，还有著名道士“殷长生、房长须、李玉溪、马明生、田蓑衣之辈，皆于此仙去者也。”［4］52罗公岩“高山绝壁，往年屋之居罗太史，凡七楹。”［4］107三公岩“路险绝不容足，学仙者刘媪居之。”［4］108仙侣岩“为陶幼安得道处。”［4］157南岩一阁楼为“往年虎皮张修道”处［4］159。此外，汉钟离、吕洞宾等道士先后在武当山修炼过的事迹，也都在相关作品中有所反映［4］9。
也许是游记作者多为官人而非道士，也许是他们未曾赶上道场仪式的缘故，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几乎未见描写武当道场盛况的文字，这应该多少是一个遗憾，但描述道士修炼艰辛的文字却可见到。如明王世贞在《游太和山记》中写他所亲见的道士范丫髻，就在武当山“居二十余年，冬夏一衲，食一饭，亡盐酪，所栖止一石窦。”［4］19字里行间，个中疾苦，非常人所能体味。明袁中道在《游太和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道士们住在绝壁上如蜂房一样的岩屋中，他们“饵芝、煮石，咽气餐和，无绝梯磴，独耦烟云以待羽化者。”［4］48并且他还在该文中提及，有的道士为了修炼成仙，竟然不食五谷，只吃苍术等野生果实度日［4］52。所有这些文字，均有助于我们今人对当时道士们艰难修炼等情况的了解与认识，并且这些情形也均为游记作者所亲见，极具说服力。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还反映了不少散居道士食宿诵经的真情实景，有助于我们对明代武当山道士日常生活的了解。在武当山修炼的道士们当中，有的仅吃黄粱米饭［4］119，有的则学辟谷术［4］118，不食五谷，且还须兼做导引等功夫。至于住所，除了那些集中学道、集中住宿于道观的道士之外，一些散在岩居且自行修炼的道士们就只能住在山洞里，有的甚至靠行乞为生。明王世贞的《游太和山记》写作者登上太和宫，环顾道士们的屋舍，房基一半建在崖上，重重叠叠竟有七层之多，像蜜蜂、牡蛎的窝房一般。高空的风蓬蓬作响，房舍似坠非坠，十分危险，最终倒也安然无恙［4］18。明陆铨的《武当游记》也有类似记载：在南岩附近的千仞绝壁上，有蜂房燕巢般的山洞，从上面垂下来一副用铁绳加短木制作的摆动悬梯，道士们靠着它上上下下，让人看了面面相觑，肝胆欲裂，然而倒也能反映出道士们修行的那种挥斥八极、神气飞扬的人生境界［4］64。明徐学谟的《游太岳记》还描写了巢居的道士们屏绝人间烟火，每天从树梢上垂下一个器物，乞求施舍的情形［4］159。明陈文烛在《游太和山记》中还写到了道士们在林间悠闲的钟声里诵经的情形：“时有道人，多坐树间，闻谈经声，又风送钟声不绝。”［4］175-176明汪道昆在《游太和山记》中还写到了道士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将剩余的饭食喂猴子的情形［4］110-111，使人感到道士们的生活多少也还有某些乐趣在，读后让人稍稍有些安慰。
中国的宗教与外国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过神权大于王权的时代，而西方则不同，神权有时可以大于王权，甚至会发生像十字军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者的笔下，反映政府官员前往武当山，道士们头戴黄帽、身穿青衣，毕恭毕敬地远道迎送的情况随处可见。明顾璘的《游太和山记》写他“将至遇真宫，则童冠羽人数十，提香、鸣乐、持幡旆来导” ［4］7；明陆铨《武当游记》也写到了他在遇真宫受到的礼遇：“忽闻清籁振山，幽香载途，心甚异之。舆人曰：‘此遇真宫道士迓舆也。’而黄冠前导，髻童翼趋，笙箫鼓吹，且奏且行，遂入遇真宫。”［4］63入三天门大门，也是“道士吹敲金竹，雁行前导。”［4］65明徐学谟《游太岳记》写作者出遇真宫，“道士列青衣吹而前引。”［4］152道士们除了列队且吹奏道乐迎送政府官员，以示尊崇之外，还在礼仪上采取小跑的形式，足见道教依附王权之深之诚。明陈文烛《游太和山记》就曾记载了道士们小跑迎接政府官员的场面：“过遇真宫，诸黄冠走谒。”［4］175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代道士们迎送政府官员主要集中在遇真宫，其他地方几乎未见记述（只见一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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