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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札记》“章句”之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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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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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亦必无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训诂之书，初无文法之作，所谓振本知末，通一万毕，非有阙略也。为文章者，虽无文法之书，而亦能暗于理合者，则以师范古书，俱之相习，能古人之文义者，未有不能自正其文义者”。黄侃先生在此关注到了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书面语言的以上特点。对此，张志公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不靠形态变化这个手段，而是靠语义、逻辑事理、约定俗成。”[6]对于汉语来说，句子是由词组成的，首先要解释词义，才能讲明句意，章是由大大小小的句子构成，只有明确了词义，才能沟通理解句子之间的关系，顺理成章，“章总一义”[4]，“章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章句与训诂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由此可以来理解黄侃先生的“学问文章皆由章句训诂起”这句话的涵义。
(二) “章句”是古书阅读的基础。章句在阅读、研究古籍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章句是做学问的基础，而“句读又是章句的基础”[7]，句读是阅读古书的基本功，是解释语言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读古文如果对文意理解不透，就难以作出准确的句读。
要准确理解文意，要以“章句”为基础，关于古人句读的依据，黄侃先生在《章句》篇的《札记》中专列一题“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有精辟的论述，黄侃先生指出了“声气之句读”和“文法之句读”的区别：“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语言而以吟咏出之，则为诗歌。凡人语言声度不得过长，过长则不便于喉吻，虽词义未完，而词气不妨稽止，验之恒习，固有然矣。文以载言，故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他指出古人论句读有以音节为依据的，有以意义完备为依据的特点。关于诗歌的分句，黄侃先生认为，诗歌也是有文法的，有的诗需要几个句子才能完成一个语法结构，要顾及诗的韵律和诗的句法的标点，不能仅仅拘泥于文法，他说：“世人或拘执文法，强作分析，以为意具而后成句，意不具则为读，不悟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他举《诗经·关雎》等有韵之文批评了在欣赏和研究诗歌时局限于语法规则强作分析的不切实际的作法。他在阅读古籍中，还认识到以声气为句者，不仅见于诗歌。《札记》曰：“诗歌既然，无韵之文亦尔。”他列举了《左传》等有关文章的例子来说明；他根据文言文的特点，强调划分句子应该从两方面考虑：注意音节的停顿和句子的完整。他指出读古书时有“目治”和“口治”的不同，“学者目治之时，宜知文法之句读，口治之时，宜知音节之句读”。
古代文献没有标点，因此，首先要断句，在辨句的方法上，黄侃先生是尊古的。他认为：“《荀子·正名》篇之释名辞辨说，盖正名之术，实通一切文章，固知析句之法，古人言之已，后有述者，莫能上也”。黄侃先生不赞成有人视《马氏文通》以“葛拉玛”(语法)之术驭中国之文是不师古，他说“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皆得之异域”，“七音”、“字母”皆来自外国，均被学者所认可，他积极评价了《马氏文通》的贡献，但他与《马氏文通》关于句子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有《陈辨句简捷之术》一节专门阐明什么叫古汉语的句子。
黄侃先生谙熟经书，对阅读古籍时明修辞对理解文意也有精辟的论述。阅读、研究古代文献时要准确理解文意和某些句子的结构，明确句子的意义和语气及古人行文中词言表达的情状，需要分析古人表达的体例，所以，明修辞也是章句的基础。黄侃先生在长期的阅读和研究古籍中，接触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认为读古书如果不明修辞，容易产生误解且难晓文意，要正确理解文意，应该通晓古书中的文句异例。
黄侃先生说：“古书文句驳荦奇亻亥者众，不悉其例，不能得其义恉，言文法者，于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顾王、俞诸君，有成书在，兹删取其要，分为五科，科有细目，举旧文以明之，皆辨审文句之事”。黄侃先生讲在语言的使用中，常有“文与恒用者殊特”的现象，他因此特别重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等前人的著作中，总结归纳出5科31个条目进行辨析，其中大部分属于修辞学范围的，如“倒文”，黄侃先生列为“句中倒字、倒字叶韵、倒句、倒序”四条，都属于调整词序便于修辞表达的，词序是汉语的重要修辞手段。在“变文”中的条目“用字错综”“互文见义”都属修辞学的范围，如：“互文见义”举出“《礼记·文王世子》篇：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达矣。郑曰：上言父子孙，此言兄弟，互相备也”来说明。黄侃先生认为：“文法书虽工言排列组织之法，而于旧文有所不能施用。”要重视古汉语的“文句异例”，文法的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文言文书面语，尤其是周秦两汉的书，套用现今的语法规则去读周秦两汉的书，往往会造成对句意的误解，为此，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 (三) 章句在谋篇布局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阅读、研究古籍时要从章句入手，写作时章句的安排不能忽视，古人安章造句的方法对于我们释读、深入研究古代作品同样富有启示，所以黄侃先生结合刘勰的观点谈到了安章之总术。
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强调了章句在谋篇布局中的关键作用。刘勰《章句》篇云：“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说文》曰：“本，木下曰本”，由草木的根，引申为事物的起始、根源。那么，刘勰在这里的“本”是指什么呢?是指“章”、“句”、“字”是本，还是“篇”是本，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做出了相反的诠释，我们暂且不论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的“本”、“末”的具体所指，但《章句》篇中刘勰的本意应该是章、字、句是构成文章的基础，刘勰认为，字是句的基础，句是章的基础，章是篇的基础。篇名为“章句”，相对于“篇”和“章”而言，在《章句》篇中，“篇”、“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篇”和“章”的区别，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曾予以明晰的辨析：“以一篇所载多章皆同一义，由是谓文义首尾相应为一篇，而后世或即以章为篇，则又违其本义。”他列举了《诗经》《老子》等篇章不相混的例子，如举《诗经》中的例子说：“案《诗》三百篇，有一篇但一章者，有一篇累十六章者，此则篇章不容相混也”。其解释使人一目了然，篇、章是不同的语言单位。黄侃先生认为后世篇章相混的原因是：“自杂文猥盛，而后篇章之名相乱”。
由此看来，要“振本”，就需要研究章法，所以，刘勰《章句》在明确了字、句、章、篇的关系之后，指出“章句”的重要性，“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在实际语言的运用中，文章是以篇为单位的，篇的长短依据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内容，而章句的安排，语调的缓急问题，要根据思想感情和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定，没有一定的准则，但章句在一篇文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分章造句的要求，刘勰认为“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体”是指一个段落。每章总束一义，必须情理完整，而在一篇文章中，应该取同一义者合成一章。这在《附会》篇有更详细的论述。
对于“章句”的安排，刘勰认为：“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刘勰用“跗萼相衔”形象而生动地比喻章、句之间各有次第，自成条理，从而达到前后照应、首尾一体的效果。
刘勰强调章句要有顺序“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旨归，文笔之同致也”。指出句子忌讳文辞颠倒，安排段落贵在讲次序，这是抒情述志的要领，文、笔写作的共同要求。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专列“安章之总术”，强调了章句在谋篇布局中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刘勰关于“章句”的组织安排应与《熔裁》《附会》放在一起来看，再参考陆机的《文赋》，方可全面了解“安章之总术”，黄侃先生引用陆机《文赋》“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和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来说明问题。他认为，陆机的“安章之术”虽简，但包含了《附会》《熔裁》《章句》三篇的内容。陆机在《文赋》中指出安排段落时一定要防止前后矛盾、文辞内容不一致、逻辑混乱等弊端，一定要剪裁得当，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为此，陆机用了两个比喻，“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谓作文之时考练辞句之上下称两，舍之去之，在于细小之间，然后著之于文。如果经过铨衡，需要裁定，就应当以恰当与否作为准绳。
黄侃先生在《札记》中总结说：“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于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句必比叙，则浮词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知安章之理无殊乎造句，则章法无紊乱之虑矣。”可谓是对刘勰《章句》篇的“章句”安排之法的概括。
黄侃先生在刘勰的基础上概括出安排章句的最好方法是：“安章之术，以句比叙，义必关联为归，命意于笔先，所以立其准，删修于成后，所以期其晚。”最后达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的效果。对古人章法的学习对于我们研读古代作品大有裨益。
三、与“章句”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 句中字数和句末用韵
句中字数和句末用韵是分章造句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了解古人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黄侃先生作为一位小学家，在文学上讲求学有本源，他学识渊博，又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他反复研究过《文选》，对历代文学作品均有涉猎，因此，对于诗文中的句中字数和句末用韵的使用情况，比刘勰更多地涉及了文学史上典型的作品并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刘勰所生活的六朝时期是骈文最繁盛的时期，骈文由成熟而日臻完美，其句型逐渐归于以四六为主的范式，讲求辞藻、声律、对偶、用典。《文心雕龙》是骈体文，并且偶对工整、文辞精练，后世无人不认同其为骈文典范，刘勰用骈文来写作不仅仅是受到当时文风的影响，也和汉语的特点和民族习惯有关。在《章句》篇中，刘勰主张四六句式“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在这里，“无常”与“有条”相偶。刘勰强调四字句紧密而不急促，六字句较长但并不松弛，有时可变成三字句或五字句，那是要根据需要权衡采用，此段论述成为学者推断梁时文字已多用四六的依据之一。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四六》“考《文心雕龙·章句篇》有云：‘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则梁时文笔已多用四字、六字矣。”[8]足见刘勰《章句》篇的影响。有韵之文，句的字数，刘勰论析了两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产生的时代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认为诗人的情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各种字数不同的诗篇也就应运而生。
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认为刘勰关于句中字数的论述，是兼有文笔两种文体，无韵之文，一般没有固定的字数，而刘勰强调四六字，是拘于当时流行的骈文的文体特点。黄侃先生对刻意出新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反对“四六句式”以“古文”自居的极端作法并不可取：“自四六体成，反之者变为古文，有意参差其句法，于是句读之长，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讥四六也”。并举曾巩《南齐书序》作为无韵之文的例子，欧阳修《祭尹师鲁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作为有韵之文的例子，说明其句法的奇长不足称赞。黄侃先生认为句法的长短取其“声气”：“夫文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拘执四六者固非，有意为长句者亦未足范也”。最后，黄侃先生指出刘勰关于诗歌“句中字数”是有依据的，源于《文章流别论》“若夫有韵之文，句中字数，则彦和此篇所说，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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