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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背后：历史与关于历史的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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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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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文革”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文革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正确原则，批评错误倾向，是符合思想斗争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由于社会上对文艺讨论比较敏感，并鉴于史上搞文艺批判的某些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引导作者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和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对搞好这场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该刊从一开始便“与作者保持联系，缓和他思想上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座谈会前后，还以打电话的方式及时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徐敬亚曾在电话中说：“你们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认为你们很负责任，这比较好，在过去不大可能。我表示感谢……”另外，这一期刊还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如给他寄相关资料和准备发表的文章清样等。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把收到的读者来信及时传达给他。最终，徐敬亚的文章在字数被压缩、尽量保留了全部观点后，被有意放在1983年第一期，学习十二大精神相关文章的后面，发表的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前文艺思潮探讨”栏目，同时发表了《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潮流》、《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变革》等文章，“还加了一个希望展开讨论的的编者按语”。这样精心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种种复杂姿态和策略，终于使得这一地方性的期刊获得可贵的言说空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获得了一再涉及现代派及其他西方理论的合法性。
二
著名诗人李老乡曾对《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谢昌余说：“现在有两颗大勋章，一颗是你们给甘肃文艺界挂上去的，这就是你们的刊物，一颗是徐敬亚给你们挂上去的，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篇文章。”（10）《崛起的诗群》成为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的第三个“崛起”，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著名的“三崛起”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现代派诗潮的宽容和肯定。但在激烈焦灼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资源，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开篇就指出：“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他认为新诗在“五四”之后，经历了30年代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正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以艾青和郭沫若为例，他认为新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于外国诗歌的借鉴。在此前提下，他以五四新诗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肯定写着 “古怪”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的革命精神，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主张“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最后以“接受挑战吧，新诗”（12）结束。谢冕站在当时文艺界的角度，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并以宽容态度居之，整篇文章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如果说谢冕文章的矛头还不那么明显，针对的是30到50年代的某种文艺思潮，那么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显然比谢冕更进了一步。他首先指出，权威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是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的障碍。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当时的历史主流，这就意味着，朦胧诗人们是在顺历史潮流而行。孙绍振在谢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朦胧诗中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并给与肯定。总的来看，谢冕和孙绍振分别以“五四”诗歌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资源，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在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比较客观，并未涉及具体的艺术细节，而是有所保留和克制。
较之谢冕和孙绍振文章的中规中举、宽容平和，徐敬业更极端激进，涉及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彭礼贤在《评1980年代文艺上的现代派问题论争》中指出：谢文几乎无辫子可抓，而孙文和徐文则相对来说被批判得多一点，尤其是徐文。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表面看来，徐文充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当时的历史方向是契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篇激情四溢的文章中，究竟充满了哪些不确定和可疑的因素？又有哪些可贵的声音被遮蔽和淹没？
徐文中的疑点和偏颇，涉及的并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当时敏感的大问题，被批判的命运一开始便已注定。首先是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徐敬业把新诗潮看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时期，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诗歌道路没有任何突破和创新，新诗潮开始，诗歌才开始真正地在政治观念上思考之外，开始对诗自身的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他把这股新诗潮作为了诗歌艺术的可贵转机和必由之路。他在新诗潮的诗歌中，看到了对“艺术反映生活”、“理性诗”、“连贯情节”、“顺序时空观”、“单一主题”、“具象艺术”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方式的反叛，对传统诗歌“韵律、节奏及标点”的新处理等。言语之间，透露出对既往诗歌历史的间接否定，对“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怀疑。同时，他看到“我国民族几千年道德观念和文学传统对青年们的无形哺育和制约”，最后，徐氏得出结论和对未来诗歌走向的预测：“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是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14）很显然，徐敬亚所要接续的传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五四”和30年代等40年代以前的诗歌资源。他所要极力回避的，是40年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和主流地位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艺术规范还处于社会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的语境中，徐敬亚无疑是在冒天下大不韪。
其次，徐敬业遭到批判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与现代派创作手法自身渗透的西方意识形态有关。正如《新时期六年》分析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必须为建设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形式固然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但归根结底，它毕竟主要取决于内容，而不象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焦点在于形式’。”（15）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敏感的文学语境中，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渗透。徐敬亚的受批判，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中包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所带来的恐慌，是现代主义替代当时作为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危险。在这篇文章中，徐敬亚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看到西方现代艺术合理性的一面，认为现代派的兴起是切合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的，“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变革，几亿人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决定了中国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中的观点非常相[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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