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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背后：历史与关于历史的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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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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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他指出：“诗歌作为心理因素最强的艺术手段，与现实主义描写的外部生活的根本对立”。言语之间，充满了一种打起旗号称派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总结现代派带来的新的艺术主张和内容特征，几乎每种新的表现手法，都是一种对抗传统的方式。对诗歌传统的反叛，也就是对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中心地位的一种拒绝，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的一种质疑，“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人类艺术创作方法的天涯海角！现实主义不可能作为目前我国文艺创作的唯一原则。诗，尤是！”徐氏对未来文学的想象充满了想象，认为现代倾向要发展成为我国诗歌的主流，把现代主义思潮看作最适合当时社会阶段的艺术表现形态，无疑是对“百花齐放”方针最大胆地挑衅。
正如洪子诚指出：“在‘当代’中国，对‘现代派’文学有着一种惊恐心理，在处理上则表现了激烈的拒绝。”（16）徐文中很多合理的部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忽略和遮蔽。徐文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于新诗潮出现的一种极度的敏锐。徐敬亚并非全盘否定传统的虚无主义者，他看到这股新诗潮的中国特点，诗人笔下的“自我”，并非西方“隐私式的自我心理”，而是“具有现代特点的自我”是具有扩张性的、有强烈社会感染力的自我，带有较强的历史感、民族感和普遍人性，“对假丑恶的彻底背叛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这样的自我，是中国式的，自“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潮中的自我。同时，徐敬亚并不否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还指出新诗潮并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反映论，有突出区别的只是表现方式和手法。徐氏一面突出断裂，一面强调联系的矛盾心理，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这股新诗潮牵扯出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所谓“伪现代主义”命题时，曹万生曾经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还将在起伏跌落中坷坷坎坎、歪歪曲曲、断断续续地前行。”（17）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观，在中国的接受本来就是复杂的。旷新年指出，“‘新时期’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经典化的过程”，（18）现代派传入之初，就不仅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涉及了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却较少地涉及到文学本身的问题。在徐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在传统和现代、主流和边缘之间力图找到言说合法性，使文学由外围回到自身的努力。
三
徐文的可贵之处被遮蔽，可疑之处则被夸大或误读，遭到了广泛而严厉的批判，牵扯出太多复杂而敏感的大问题。在那个特殊的情势下，因为文中的主要叙述对象是青年，徐敬亚这一个体，成为了几乎整个青年群体中不良追求者的代言。在徐敬亚成为批判对象时，《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自身对待徐敬亚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怎样的态度？《当代文艺思潮》上呈现出来的社会舆论，以及当时的同类期刊的态度又是怎样的？这些关于历史的叙述背后，存在怎样的误读和遮避？不得不提到此后近一年多的后续报道和相关文章。
1983年3期，《发展还是排斥——就现实主义问题与徐敬亚商榷》、《殊途同归——读舒婷的几首诗有感》、《罕见的否定·弯曲的倾向》和《新诗的传统与当代诗歌》等文章，内容涉及对诗歌走向，文学方向，现实主义的看法等等问题，肯定了徐文的意义，但表达了对徐文中矛盾和混乱的一种担心。1983年4期，《我们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同徐敬亚同志讨论几个问题》、《探索者的道路——与徐敬亚同志商榷》、《去其自负，取其自信》以及江西“谷雨诗会”讨论会，涉及新诗的方向问题，指出了徐文的自负和对民族传统的否定。1983年6期，《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论崛起的“新诗学”——<崛起的诗群>艺术观初评》等文，有保留地肯定徐敬亚文中的某些观点，但指出了加以引导的必要性。之前的这些文章，基本上属于一种正常的争鸣，观点比较客观。1983年5月，香港的《争鸣》和《七十年代月刊》杂志分别发表怀冰的《投进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述评》和璧华的《“离经叛道”的现代诗论》两篇文章，徐敬亚事件渐渐由意识形态事件升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甘肃省委的领导开始批评编辑部的不谨慎，刘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该刊发表这篇文章听说是用来讨论的，但是在未做好讨论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发表，在国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未做好讨论准备”，显然有些偏颇，前面谈到过，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经过编辑部精心安排的。只是在情势极转的情况下，小小的地方刊物的编辑部，显然没有办法操控好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同志曾在吉林省委整理的关于徐敬亚情况的材料上做了两处重要的修改：原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辽宁师范学院学生会刊物《新叶》和甘肃《当代文艺思潮》先后发表了徐敬亚同志系统鼓吹现代主义的长篇文章”。（20）胡乔木的修改是：在“徐敬亚”后面去掉了“同志”二字；在鼓吹现代主义后面加上了“而背离社会主义”一句。小小的改动透露出领导层对徐敬亚事件态度的转变，事情的性质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1983年底，编辑部开始陆续收到读者的退稿信和退订信。如署名“济南一工人”的读者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工人，是贵刊的忠实读者，但当邮递员把八四年贵刊的订单送到我手里时，我却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怅惘和泄气，一种令人不愉快和预感涌上心头，贵刊1984年怕是一个困难的年头，一个缺氧、违心的年头，我不愿尝到这预觉中的苦味，算了吧，与亲密的朋友分手吧！我在悲凉中度过了订单上的最后期限11月12日——我将记住这日子。（21）虽是退订信，但在这些不得已中，仍然体现出读者对这一期刊的深厚感情。自此，国内其他报刊和读者等社会各界纷纷站出来表明立场。根据段宏鸣的梳理，这些期刊和文章分别是：《文汇报》1983年2月8日的《〈当代文艺思潮〉谈现实主义和现代派问题》，《文艺报》1983年2期的《〈当代文艺思潮〉和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京召开文艺思潮讨论会》，《延河》1983年3期的《〈崛起的诗群〉一文引起讨论》，此外，还有《文摘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诗刊》等也相继发表文章批判徐敬亚的文章。风口浪尖上的《当代文艺思潮》，开始了对徐敬亚的批判过程：1984年1期，有《断了线的风筝——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杂感》，《当前文艺思潮中的几个问题——兼评〈崛起的诗群〉》。1984年2期，有《评〈崛起的诗群〉的哲学倾向》、《评“崛起”的反传统主张——兼谈新诗的发展方向》。1984年3期，头版有三篇文章加一篇徐敬亚自我检讨的转载，问题变得严重，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畸形产物，成为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对立物。很明显，肯定的声音越来越少，《当代文艺思潮》的官方化立场中透露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紧张感。
1984年2期的《理论月刊》发表了胡乔木在中共中央的讲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之前人道主义的混乱进行清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在全国全面展开。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也站出来表明立场，和现代派划清界限。重新确立现实主义文学样式的正统地位，有意回避与现代派相关的话题和文章，并开始检讨以前对现代派问题的某些看法。《当代文艺思潮》的编辑部也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检讨，包括对创刊以来八期刊物201篇文章的，其他的相关问题也开始被清理出来。如果说《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作为权威期刊表现出一种对于现代派的决绝，那么在《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流姿态背后，则潜藏着更暧昧复杂的心态。
《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初，人们对它的接受是谨慎而客观的，由于社会情势的急剧变化，现代派本身资本主义的可疑身份，以及徐敬亚文章中种种偏激的地方和漏洞百出的弱点，最初的客观评价演变成大规模的批判和自我检讨，以及社会各界表明立场式的声讨。宋耀良指出，《当代文艺思潮》“在对某些的确有可探讨和可批评之处的文章或观点进行讨论或批评时，没有严格区分艺术理论探讨与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而且还延续了过去那种在政治上逐期‘升级’的做法，这实在有点令人哀伤。”（22）这一说法是中肯的。然而笔者在梳理了20世纪1980年代前期的《当代文艺思潮》后发现，徐敬亚事件本身并不是该刊的最终目的，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初、之中和之后，该刊都一直着意于意识形态强制下的一种松动，一如既往地发表有意无意涉及现代派的文章。在徐敬亚受到严厉批判和各方面不断检讨的时候，该刊一方面是配合上级做出主流的姿态，进行各种检查自我反省，另一方面，现代派的声音在这一刊物上呈现为一种破碎的持续声音。较之《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这一时期和现代派划清界限的决绝，《当代文艺思潮》表现出一种暧昧却难能可贵的立场，预示着现代派被再次接受的可能性。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出自政治的阻力后，并未回转，它以自己的方式曲折发展，如地下诗歌，知识分子诗歌等。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中国的诗歌理论再也不能以这样震撼的方式吸引大家注意，只是以此回望，梳理当时的历史，以及关于历史的叙述，会发现围绕《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以徐敬业、谢冕、孙绍振“三个崛起”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论争，事实上推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
注释：
（1）（16）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63页，第269页。
（2）参见徐敬亚接受采访口述记录《那一代：崛起的大学诗社》，文化论坛。
（3）（4）（9）（10）谢昌余：《〈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创刊与停刊》，《山西文学》，2001年第8期。
（5） 《谢昌余先生关于〈当代文艺思潮〉有关问题答问》，段宏鸣：《〈当代文艺思潮〉研究》，2005年10期。
（6）这一说法引自【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7）（8）以上引用见《发表徐敬业同志文章〈崛起的诗群〉的一些想法和打算》，段宏鸣：《〈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0月，附录三，第57—60页，附录二，第50页。
（11）（12）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13）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期。
（14）文中对徐敬业文章的引用均见于：《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1页。
（17）曹万生：《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当代文坛》1988年6期。
（18）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9）《刘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段宏鸣：《〈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0月，附录八，第75页。
（20）《中宣部文艺局马畏安给〈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的电话记录》，段宏鸣：《〈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0月，附录七，第74页。
（21）《〈当代文艺思潮〉内部情况反映》，段宏鸣：《〈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0月，附录九，第77页。
（22）宋耀良：《立足于时代思潮的前沿——简评〈当代文艺思潮〉》，《读书》，1986年2期。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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