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话编纂上的一种表现。冯金伯自谓他编纂《词苑萃编》一书，最重要一点是力求修正徐氏之书（《词苑丛谈》）的不足：“引书必注，隶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观者快然有当于心，亦庶几为徐氏之功臣云尔。”(14)
乾嘉学派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音韵学和乐曲学，乾嘉考证学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词韵、词谱、词乐等研究领域。这一时期词韵之书有《学宋斋词韵》、《榕园词韵》、《绿漪轩词韵》、《晚翠轩词韵》，但这些词韵之书“讹谬百端，去取寡当”，多不足为据，只有戈载的《词林正韵》一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尽去诸弊。”(15)《词林正韵》在问世后得到一致的好评，并逐渐取代了以前各代的词韵之书，其原因就在戈载做了非常严密的考证工作，正如杜文澜所说：“《词林正韵》三卷，取李唐以来韵书，以校两宋词人所用，博考互证，辨晰入微，足补菉斐轩之遗，永为词家取法。”(16)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词乐研究的成就，它们分别是由皖籍学者江永、方成培、凌廷堪等撰写的《律吕新论》、《香研居词麈》和《燕乐考原》。江永是乾嘉学派之皖派开山祖师，其《律吕新论》一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所论包括宋蔡元定《律吕新书》及五声、十二律等内容，下卷重点探讨乐调、造律、候气、律吕等内容。其中对前人之说有所辨正，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17)但词乐与燕乐关系密切，研习词乐者非得探讨燕乐不可，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就是这样一部专门论述唐宋燕乐的重要著作。他广泛地搜集有关论述唐宋燕乐的文献，特别是利用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工尺谱，对唐宋燕乐的许多现象作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和推断。这一点正得益于他有比较扎实的考证功夫：“方君仰松从事于音律之学者十余年，考之经史以导其源，博览百家之言以达其流，举数百年晦蒙之业别白焉而定一尊。”(18)在方成培研究的基础上，凌廷堪《燕乐考原》一书将清代的燕乐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全书分六卷，重点讨论了燕乐二十八调之来源与性质，并详细地考证了宫、商、角、羽四旦各七调共二十八调的具体音位情况。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亦体现出鲜明的朴学色彩。当代学者王延龄指出：“《考原》一书的特点，全在于考证的方法，全在于‘取文献证以器数’，从而证明义理的科学方法。二十八调乃至八十四调的理论体系在苏祗婆、郑译、万宝常时代就已建立，琵琶曲也世代传习于手耳之间，其诸项问题也载诸唐、宋历代乐家、文人典籍。而把理论上的各调各音寻迹出它们在琵琶弦上的位置，从而证实声调的理论和文字的记载，这是凌氏的一大发明创造，其精密机巧，胜过同时代音韵学整编声纽、韵母创立拼音方案的成就，直可与后世化学上的‘原子序数表’相类比。”(19)
三、学术思想与词学观念
乾嘉学派学者普遍地推崇汉代的考证之学，在当时甚至有“家家许郑，人人贾马”(20)的说法，因此该学派也被称之为“乾嘉汉学”。从惠栋开始，乾嘉学派便形成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21)的理念，从方法到观念几乎是全盘地接受汉人的思想。这样，乾嘉学派不但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考证的方法，而且还为清代词学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汉儒的文学思想在乾嘉学者的运用下也逐步地向词学领域渗透。王昶、王鸣盛、程瑶田、吴锡麒、凌廷堪、焦循等乾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词学贡献尤为突出，他们为清代中叶词坛提供了一些新的观念——“复雅”、论词必论其人、重情、协律等。
在清初以朱彝尊为首浙派曾倡导“复雅”，进入清中叶以后中后期浙派（包括“吴中七子”）继续鼓吹“复雅”。王鸣盛说：“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以来，以此为正宗。”(22)他们自己的创作也以“复雅”为追求目标，如王昶词：“其选言也新，其立意也醇，缘情体物之作，清新婉约，出入风雅，有一唱三叹之音。”(23)赵文哲词：“清虚骚雅，皆足与南宋人相上下。”(24)但是，朱彝尊“复雅”是有感于当时词坛的淫艳和粗厉风气而发，而王昶、王鸣盛、赵文哲等“复雅”实际上是在“复古”。雍正以后的中叶词坛基本上是一派清雅之音，曾经为朱彝尊所不满的淫艳和粗厉之风也为清雅之气所荡涤，他们所谓“复雅”便只能是“复古”。其“复古”的路径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将词的源头追溯到“诗三百”，二是将复古的实践目标定位在“复南宋之旧”。王昶说：“夫词之所以贵，盖诗三百篇之遗也……盖词本于诗，诗合于乐，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25)然而，他将词的源头追溯到《诗三百》，其意图在强调《诗三百》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王昶看来，能将这一审美风尚发扬光大的是姜夔、张炎、王沂孙诸人：“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其工。”(26)远者不可追，近者犹可法，所以，后代填词者当以姜、张为其效法实践的目标。在复古尊雅的逻辑理路下，乾嘉学者认为“雅”既指向文本，也指向作者，它是文本与作者、词品与人品的复合体，这正是汉儒将人品与作品相关联的思维理路。王昶认为，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顺之等，“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27)姜夔、周密、张炎、王沂孙等，“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28)其词品之高远非晁端礼、万俟雅言等所能及。让他不可理喻的是，世人猥以姜、史同日而语，“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29)他强调应该结合作者的人品分析其词品，认为不能将“高人雅士”之姜夔与“平原省吏”之史达祖等同视之，他的文学批评表明当时的经学思想正向词学批评领域渗透。
如果说“吴中七子”特别是王昶的有关看法体现了吴派学者“信古”的理论立场，那么凌廷堪、焦循、阮元、江藩等论词则分别表征了皖派学者“求真”和扬州学派“尚通”的学术品格，他们已有从考证中求义理的治学倾向。一般地说，他们在少年时代，多有过倚声填词的经历，只是有些人后来放弃了填词而专事治经。但他们并不因此鄙薄填词，反倒认为词有助于宣泄人之性情中的“柔委之气”。焦循说：“人禀阴阳之气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气寓之，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劲之气，长流存于诗、古文。”(30)众所周知，焦循是乾嘉之际重要的《易》学家，其治《易》言性情之分即在阴阳之别：“性即道之一阳，情即道之一阴。”(31)这里借性、情的阴阳之道以区分不同文学体裁的品性，正是运用他的《易》学思维探讨文学问题，将文学研究与经学研究打通来看，认为诗、古文是表露人的“清劲之气”，词则舒展人的“柔委之气”。焦循还进一步论述了文学与经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指出，在沉冥经学的思辨百思不得其解时，文学能以其“移情”的特性为其开豁思路，转其枢机，其有益于经学者亦不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性情（性灵）成为沟通经学与文学的枢纽：“盖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词章（文学）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词章者不足语此也。”(32)因此，他反对那种“专言情则道不足”的卫道之论，认为文学创作（包括填词）并不妨碍经学，那些痛诋词不可作的学究，实乃为“口不言钱者，其蕴利必深；口不言情者，其好色必甚”(33)的伪道学。这正是焦循治学的重要特点——“会通”，它摆脱了吴派学者治经褊狭墨守和固执门户的羁绊，试图在考证与义理、经学与文学之间寻找其会通之点，体现了扬州学者从实证入而从贯通出的学术风格，是一种在博览众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真知灼见的治学思路。(34)
在“尊雅”、“重情”的同时，乾嘉学者还特别强调填词当谨守声律。王昶自言：“少好倚声，壬申、癸酉间寓朱氏华水阁，益研练于四声二十八调。”(35)钱大昕也说：“吾友王君述庵（昶），以诗名闻吴会间，酒酣刻烛，拈韵赋诗，成数千百言，间复倚声乐府，偷声减字，慢词促拍，一一叶于律吕。”(36)尽管吴派学者填词颇合词律，但是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是不多，真正在理论上有建树的是后期的顾广圻、江藩、凌廷堪等。顾氏论词的主要观点就是主张宫律、辞句、情感三者兼备，然而，就词体自身而言，协律又应是第一要义，宫律优先于情感和辞句。戈载亦记载其尝聆听顾氏论词之言云：“词之所以为词，以有律也。词之有律，与人之有五官无异……人必五官端正而后论妍媸，词必四声和协而后论工拙。否则，长短句之诗耳，何云词哉！”(37)江藩与顾广圻交往密切，词学观点亦相当接近，他曾批评当时词坛声律乖舛的情形：“近日大江南北，盲词哑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张自命者，幸无老伶俊倡窃笑之耳。”(38)他填词时喜欢在词调之后讨论声律，对《白石道人歌曲》的讨论多有会心之言，尝与老伶工切磋探讨张炎《采绿吟》诸调。张丙炎说：“先生研究声律，穷极窈眇，寄之倚声，是集（指《扁舟载酒词》）当与《梦窗甲乙稿》、《白石道人歌曲》相颉颃。”(39)凌廷堪更是一位对词乐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他特别不满于当世作者填词不问宫调只讲平仄的作法，他研究燕乐是为了恢复燕乐二十八调之旧貌，以指导当世作者按律而填词。正是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以戈载为代表的“后吴中七子”乘势而上，打出了“填词以协律为先”的理论旗帜，并在吴中地区营造出一种填词讲求声律的风气：“由此以精究九宫八十一调之变，虽谓大晟雅乐至今日而复兴，可矣！而世之率尔操觚者其亦知所返乎？”(40)
乾嘉学派对清代词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其发展到晚期，积弊渐生。嘉庆以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显露，国外资本主义列强频频叩关，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乾嘉学派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挑战。(41)这时以阐述微言大义、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常州学派在思想肥沃的江南土地上茁壮成长，伴随而生的常州词派也将词学建构目标从文献整理转向阐释比兴寄托，(42)清代学术对词学的渗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①(41)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第107页。
②袁枚：《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页。
③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④谭献：《箧中词》卷三，罗仲鼎校点《清词一千首·箧中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⑤⑥顾广圻：《吴中七家词序》，王嘉禄编《吴中七家词》，清道光二年（1876）刻本。
⑦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38页
⑧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⑨张仲谋：《明词综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⑩(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第432页。
(11)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载《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12)屠倬：《莲子居词话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7页。
(13)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2422页。
(14)冯金伯：《词苑萃编序》，《词话丛编》，第1702页。
(15)戈载：《词林正韵·发凡》，王鹏运编《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81页。
(16)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2868页
(18)程瑶田：《香研居词麈序》，方成培著、杨柳校点《香研居词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9)王延龄：《燕乐三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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