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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

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近几十年来,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用要么忽视要么讽刺的不友好态度来对待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批评。1法兰克福学派一再地被当作精英主义者和还原论者,或者干脆在文化研究事业及其方法的讨论中被忽视。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疏忽。正如我将要指出的那样,尽管在方法与途径上有着很多的不同,但这两大生产性的传统理论之间仍然共享着一些立场,在这些共同立场上是可以展开对话的。同样,正如我还将论证的,因为这两大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对对方缺陷与局限的克服,把这两大传统的差别与分歧综合起来将会是很有成效的。把它们的立场结合起来,可能产生某些对发展一种更健全的文化研究极有益的新视角,因此,我要试图说明,比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更好的作法是:使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相互补充,从而在新的结构中将它们结合起来。
  
   正值接近2000年并将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由全球传媒和电脑技术所形成——之际,我们需要一种能分析当下全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背景、新传媒技术与人工制品的飞速增长状况、以及大众接受者对它们的各式各样的接受情况的文化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一些开展这些工作的理论资源。我的观点是:因为它们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既然当今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传媒与电脑技术所塑造,我们就需要有能把技术、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看待的视角。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
 
*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资本政权
 
   在很大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是大众传播与批判性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从而创造了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 Kellner 1982,1989a and 1995a)。在19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种针对文化与传播的批判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对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大众文化及传播的社会效果与意识形态后果的接受研究结合起来。2他们创造“文化工业”这一词语,来指称大规模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过程和驱动这一过程的商业法则。批判理论家们把所有大众传导的文化制品放在工业生产的语境中作了一番分析。在这种语境中,文化工业产品呈现出与其它大众产品相同的特性:商品化、标准化、大众化。然而,文化工业有其特殊的功能:既有使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又有把个体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结构的功能。
  
   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1978[1932],1941 1982,and 1989),洛温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1984),赫左格(Herzog)对肥皂剧的研究(1941),以及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研究中发展出的有关大众文化的著名的观点与批评(1972 Adorno 1991),都给我们了显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法的价值。此外,在他们的文化工业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中,他们最先系统地用批判社会理论对大众传媒文化进行分析与批评。他们是最早一批看到在当代社会再生产中他们称之为“文化工业”的重要性的社会理论家。这种社会中,在闲暇活动中据中心位置的所谓大众文化与信息,是社会化的重要代理商、政治现实的仲裁者,从而应被视为当代社会及其诸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的主要机构。3
  
   此外,他们把文化工业放入政治语境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是诸多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团体中的一个,这些团体调查大众文化的影响及基于工人阶级——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中,他们是革命的工具——之上的消费社会的崛起。他们同时还分析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之稳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方式,相应地,他们还寻求政治变革的新策略、政治改革的新机构、政治解放的新模式,而这些举措都可视为社会批评的标准和政治奋斗的目标。这一方案使得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成为必需的,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和一些不无问题的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心无旁鹜地将精力集中于技术与文化,指示出技术是怎样逐渐变为生产的主要力量、逐渐塑造社会组织与管理程式化的模式。在1941年的一篇题为 “现代技术的社会含义” 的文章中,赫伯特·马尔库塞论证说,在当今时代,技术建立了一种完整的“组织方式和永恒的(或变化着的)社会关系,显示了普遍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变成了一种管理与统治的工具”(414)。在文化领域里,技术制造了使个体习惯于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大众文化,从而为社会管理与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作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亲身见识了法西斯分子将大众文化作为工具,以制造对法西斯文化与社会的屈服的作法。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被庞大的公司控制着,文化工业依照规模生产的要求来组织,制造出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同时产生着使文化高度商业化的体制,这种体制反过来又兜售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生活方式和制度。
  
   回顾过去,人们会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所做的,是对自1930年代以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表述4。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组织机构的时代——还在早期就被希尔弗丁(Hilferding)用理论表述为“组织化了的资本主义”(1980[1910]),国家和巨无霸似的公司操纵着经济,个体在两者的控制下臣服。这一时期经常被表述为“福特主义”以标示大规模生产的体制和资本的均质化统治,其欲意塑造大众的需求、品味、和行为。从而这是一个以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为特征的规模生产与消费的时代。从这种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中产生了一个“大众社会”,并造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个体的终结”。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不再是社会与文化进步的驱动力,取而代之的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巨大组织和机构。这个时代及其组织中的男男女女、大众消费与大众文化,与缺乏活力的、苦行的、教徒式的社团资本主义的保守世界——这一保守的世界在1950年代曾占据着统治地位——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段时期,大众文化和传播,成为生产适应高度组织化和大众化的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及思想模式的工具。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清楚地标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在转型后的时代,要想建立一个基于对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有同一化需求和期望的消费社会、建立一个以社会组织化与同一化为基础的大众社会,大众消费与大众文化两者都必不可少。在文化上,这个时代所拥有的,是高度控制了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网络、索然无味的前40名流行音乐、平淡无奇的好莱坞电影、国家杂志、以及其它一些批量生产的文化人工制品。
  
   当然,传媒文化还从来没有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模式中那样大众化和同一化。人们可以争辩说,这一理论模式在其被提出并产生影响的一开始时间里就是有缺陷的,而另一些理论模式可能更为可取(如那些由瓦尔特·本雅明、西格弗里德·克罗考尔、恩斯特·布洛赫和“魏玛一代”所提出的模式,以及我以下要论述的稍晚一些时候的英国文化研究)。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独创性理论模式,确实明晰地指出了特定的资本统治时期中传媒文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其所提供的关于高度商品化、技术化的文化的理论模式依然有效。这种文化为占统治地位的团体利益服务,在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和教导个体适应主流体制的需求、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英国文化研究在资本主义时代较晚的时期,在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和文化构成更驳杂更矛盾的尖锋时期,从历史的远景中浮现出来。英国文化研究早期阶段(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所描述的文化形式,显示了这一时期存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较老的工人阶级文化和较年轻的大众生产的文化(其产品以美国工业产品为模型和榜样)之间的有意义的张力。早先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团体及其奋斗的深入历史的调查、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捍卫、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都属于以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为导向的方案的一部分。这一方案假定,产业工人阶级是一支促使社会进步的力量,并且这一力量可以被动员与组织起来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争取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威廉斯和霍加特深深地卷入工人阶级的教育计划中,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为导向,视自己的文化研究行为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
  
   因而,英国文化研究者霍加特、威廉斯和其他人在对美国精神和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第一次潮流中所作的早期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评相似。然而前者依然承认了工人阶级的价值,后者却认为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时期的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击败,后者也从来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解放资源。早期的伯明翰学派,正如我要指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第一次潮流的激进主义的延续(以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为一脉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在一些重要的方法上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延续。然而,伯明翰学派的方案,如我以下将要指出的那样,也为文化研究中的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相应的后现代大众主义转向铺了路。

* 文化研究的进程

   就我所知,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以1963/1964年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成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与法兰克福学派共享着许多重要观点这一事实,至今仍未被人们认识到。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心发展了种种关于分析、翻译、批评文化人工制品的批判性方法。5通过一系列内部的论争和对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社会斗争与运动的回应,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包括传媒文化在内)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表述的相互作用上。他们是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的一员。他们还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的多样性上,集中分析使受众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对待传媒文本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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