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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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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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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码方面的某些方法。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传媒文化是在工业生产组织中被生产的，在这一工业生产组织中，产品按照文化工业中的符码与模型生产，而文化工业又是按照工业生产模式组织起来的(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因而生产体制的一种功能就是，决定什么符码起作用，以及如何将它们被编入人工制品。在传媒文化的商业体系中，生产是按照它们自己的生产符码与模型及限定明确的类型而被组织起来的。
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以及其它种类的传媒文化被高度地整编入商业计划体系中，并很好地按照常规的符码与规则被组织起来。比如，在美国的商业广播体系中，网络电视只组织少数占优势类型的节目：“脱口秀”、肥皂剧、行动／冒险系列、以及情境喜剧等。每一种类型都有其自己的符码和公式：情境喜剧一成不变地使用矛盾／矛盾的解决这一结构，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提出一条道德教训或表示赞成某一主流价值和习俗。而在各种类型中，每一系列又都有其自身的、遵照生产公司规定的符码和公式。比如说，每一系列都使用一种手册（或“故事圣经”），手册中告诉作者和生产小组该做什么和别做什么，并对人物和情节线索以及该系列的惯例作详细说明，剧本专家严厉地执行这些编码的接下来的部分（像网络检查员一样，不允许违反主流道德符码的内容进入）。
当然，有些时候传媒文化的编码会变化，变化经常是戏剧性的，并通常与社会的变化相一致。这些社会变化使得传媒文化生产者认为，大众会接受一些与他们的社会经验更相关的新形式。因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一些年头中，快乐的中产阶级小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空前富裕时期支配着美国的情境喜剧，这一情形直到1970年代早期才结束。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新的工人阶级喜剧出现了，比如诺曼·李尔（Norman Lear）的“都在家庭中”（All in the Family），它把焦点对准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并不为典型的矛盾提供容易的解决办法。李尔后来的有关工人阶级的系列“马丽·哈特曼”（Mary Hartman），将情境喜剧编码与肥皂剧编码方式结合起来，后者不提供解决办法，而是不断地添加问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持续的经济衰退时期，受全球资本主义调整的触发，新的“失败者电视”情境喜剧系列出现了，其以经济衰退和调整的受害者为特写对象（比如：Roseanne, Married with Children, 和 The Simpsons）。“比维斯和烟头”（Beavis and Butt-Head）把“失败者电视”推得更远，它将情境喜剧形式与音乐录像带选段、两位十五六岁左右的卡通人物的解说词结合起来，而却不直接出现家庭、教育、或工作前景（见Kellner 1995a中的讨论）。
1990年代流行的其它连续剧的特点是描写单身汉，反映了家庭的衰落与现今时刻可选择性的生活方式的增多（如Murphy Brown、 Seinfeld,、Friends等）。199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连续剧从而打破了快乐的富裕家庭在小家庭中（“全在家庭中！”）轻易解决所有问题的编码模式。文本的编码由产品符码的变化产生，这一变化是随着传媒企业判定大众需要一种新的节目，一种更能表现他们自己境遇的节目而来的，而反过来，这些节目又创造了新的大众编码与期待。“编码”这一概念因而横贯于媒体工业、生产、文本、和大众接受这些在“生产――消费――生产”这一循环中的各方面，而在这一循环中，政治经济至关重要。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由不断增加的有线频道和新技术网络电视而引起的更强的竞争，严酷地打破了旨在吸引住衰退中的大众的系列电视的许多常规。举例说，一些节目如“希尔街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洛杉矶法律”（L.A. Law）、“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以及“N.Y.P.D.”等，打破了电视中对罪行事件的某些早期常规及禁忌。“希尔街布鲁斯”使用了手提相机以创造一种新的视觉表现与感受，用一些持续几个星期的故事来展开情节线索，并且经常不为所描绘的矛盾与问题提供确实的解决办法。以前的警察片总严格地遵照“矛盾／矛盾的消除”这一模式：罪行、侦查、以及必然的快乐结局，同时引申出犯罪不值得这一种教训，还为警察和刑事公正体系提供理想的模式。但上面提到的晚些时候的警察片却描绘了存在于执法与司法体系中的腐败分子、由警察犯的罪行、以及犯了罪却逃走了的罪犯。
然而，即使是打破原先符码的系列也有其自身的、文化分析应当进行描绘的符码与规则。例如，“希尔街布鲁斯”的相对年轻和自由的摄制小组，带着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经验，传达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制度的社会性批判，也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见Gitlin 1983’s study of the Bochco-Kozoll production team）。这一小组晚期制作的“洛杉矶法律”系列，通过对社会问题和被压迫者的关注，而商讨专业主义和80年代不断上升的里根式的灵活性的问题。他们在1990年代的N.Y.P.D.系列，反映了对政治、执法、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不断上升的犬儒主义态度。这些系列剧的成功无疑指向了这样一些大众：他们也分享着这些态度，并且对描绘理想化的警察、律师、和刑事公正体制感到厌倦。
因而，将传媒文化制品置入创造它们的生产和社会系统中，有利于阐明它们的结构与意义。传媒人工制品的编码深受生产系统的影响，所以，对比如说电视、电影、或流行音乐的文本研究会因这一研究而增进，因为它重点研究传媒制品事实上是如何在文化工业的结构与组织中被生产的。既然传媒文化的形式是由明确限定的规则与惯例所构建，对文化生产的研究就有助于阐明实际起作用的符码，并且因而有助于阐明什么种类的文本会被生产。比如说，由于无线电广播或音乐电视的形式的要求，大多数的流行歌曲只有三到四分钟，从而适应传导系统的形式上的要求。由于被主要以盈利为导向的大公司控制着，美国的电影生产被一些特定的类型所主导，并且由于自1970年代以来对一鸣惊人的作品的寻求，导致了以下东西的不断繁殖：最流行的喜剧、行动／冒险电影、幻想片、以及流行电影的似乎永无止境的续集和循环。这一经济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好莱坞电影总是受控于这些主要种类和次要种类的作品，解释了电影工业中从流行电影到电视连续剧的“续集爱好症”（sequelmania），还解释了产品中的某些同质性。这些产品是在严格类型的符码、公式化的常规、以及限定明确的意识形态这一生产系统中被制造的。
同样，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能帮助测定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及其效果的范围与局限，还能指出在一个特定的事态中哪些话语是占主流的。比如，在1934年好莱坞电影中使用到的严格的产品编码，就严禁出现直接的性镜头和吸毒镜头，严禁出现对宗教的批评，或者罪行反而得到好回报的故事。到1960年代，这一产品编码被整个地推翻，并在电影观众减少的一段时期被完全抛弃。这一时期内，电影工业打破了以前的禁忌以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此外，1960年代的表现青年与反主流文化电影的浪潮也反映了电影工作室里的人所谓的电影新一代对观众的无休止的捉弄（Kellner and Ryan 1988）。低预算的电影，如“食客”（Easy Rider）创造了很高的利润，好莱坞就创造了这种电影的各种系列而不超过其预算。同样，当低预算的、利用美国人对黑人的好奇的电影创造了高利润时，一系列描写黑人英雄――通常是逃犯――反抗白人权力结构的电影飞速增多。然而，在1970年代电影工业巩固之后，在风行一时的巨型片如“鬼门关”（Jaws）和“星球大战”（Star Wars）之后，好莱坞又瞄准了更主流的轰动性的电影，而把亚文化类的电影驱逐到了边缘。
因而，电影工业中的经济趋向有助于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何种电影被生产这一问题。电视新闻和电视娱乐节目，以及其局限与偏见，也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到阐明。比如，我对美国电视的研究，揭露出跨国大公司及通信大企业对电视网络的接管，是1980年代美国社会中“向右转”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接管使得强有力的企业集团赢得了对政府和主流媒体的控制权(Kellner 1990)。例如，在1980年代，所有三家美国网络都被大企业集团接管了：美国广播公司（ABC）在1985年被“首都城市”（Capital Cities）接管，国家广播公司（NBC）被通用汽车公司（GE）接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被蒂斯克财团（Tisch Financial Group）接管。不管是美国广播公司，还是国家广播公司，都寻求公司合并，这一动机加上其它从里根主义那里得到的好处，可能很大地影响了他们对里根批评的轻视，并且一般地支持他的保守计划、军事冒险、以及其冒充的任期――然后又拥护乔治·布什在1988年的当选（见Kellner 1990文献）。
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霸权，一种政治赞同的新形式。而且1990年代的趋势，也是由于解除管制和允许“市场力量”去决定文化和信息工业的方向而引起的。因此，在1995－1996年间，狄斯尼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时代华纳和特纳通信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威斯丁豪斯集团、以及国家广播公司和微软之间，以及其他的主要媒体集团之间的合并，才得以商讨。合并的狂躁既由于解除管制的大气氛的作用，也由于克林顿行政之下通信委员会（FCC）的一项规定的作用。后者允许网络私有化，并允许他们制作自己的节目（然而以前是由独立的好莱坞制片公司制造节目，而由它们去传播）。这些规则的放松，以及对在生产与传播部门之间合并后的协合作用的幻想，已经导致传媒集团更集中化，并且因此可能使未来的节目制作和发言权的范围更狭窄化。
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使信息与娱乐工业中的主流倾向得到阐释。此外，如果没有对新闻和信息的生产过程，以及对新闻和信息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对反对伊拉克的战争的现实文本以及大众对其接受情况进行分析，人们就不能真正讨论在一个特定的事件――如在海湾战争――中传媒的作用(参见 Kellner 1992 and 1995a)。同样，在评价色情业的所有社会影响时，人们需要注意到色情行业和比如说黄色电影的整个产生过程，而不是仅仅将分析局限于文本本身和它们对受众的影响。同样，没有对他们的市场策略的分析，没有对他们运用音乐录象带、广告、推销宣传、以及偶像操纵手段进行分析，就不以很好地领会麦克·杰克逊或麦当娜为何成功。
* 走向多元视角的文化研究
结论：我建议文化研究发扬一种多元视角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对文化人工制品的广泛的调查，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审查它们的关系：1）文化的生产和政治经济因素；2）原文本分析和对人工制品的批评；以及3）大众接受的研究和对传媒／文化产品的使用的研究。14这一建议首先还要求，文化研究本身应该是多元视角的，应从政治经济、生产、文本分析、大众接受等多种角度了解文化。15我还建议，当在进行文本分析，在描绘主体立场或视角的多样性――通过它们，大众将文化居为己用――时，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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