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导致经济学简化。对当时流行于英国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模式来说，霍尔的反驳或许是对的。但正如我下面将要论述的，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方式，且用文化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模式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不陷入简化主义的泥潭是可能的。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模式给文化一个自主的地位——这是霍尔经常为之辩护的，因而不会必然地导致经济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
然而，一般地说来，霍尔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其他实践者(如：本尼特﹑费斯克﹑麦克·罗比等)，要么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经济还原主义而放逐，要么干脆就忽略它。这种表面对经济还原主义的指责是完全回避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途径。然而，当许多英国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完全忽视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霍尔自然偶尔发表一些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建议有必要把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在一篇1983年的文章中，霍尔提出，把经济看作“初审”中的决定因素要比看作“终审”中的决定因素要更为可取一些。但是这一运用与阿尔都塞的经济学首要性观点，很少在现行具体的研究中得到贯彻（参见Murdock 1989 McGuigan 1992:34）。
霍尔将撒切尔主义看作“民众独裁主义”的分析，把向右倾霸权的转变运动与全球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联系了起来，但是针对他的批评者（如：吉索普等人），他并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和经济方面的其它因素在向撒切尔主义转变中的作用。霍尔在谈到葛兰西时说过，他并不会否认“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内核”（1988:156）。但是他自己并不一定充分地将经济学分析结合进他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工作中。例如：霍尔在关于“全球后现代”的著述中提出，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概念化﹑对经济学与文化——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联的那样一种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化，应更具批判性。霍尔陈述到：
全球后现代意味着一种对差异与边缘的暧昧开放，并使得某种对西方叙述的解构成为可能。 从文化政治的心脏地带，它正是被这样一些反冲力所推进的: 对差异的侵略性抵抗;重建西方文明标准的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对多元文化攻击;对历史﹑语言及文学(这是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的三大支柱)的宏大叙事方式的重新采用;对种族专制主义与文化种族主义——这是撒切尔时代与里根时代的标志——的护卫;以及那即将席卷欧洲堡垒的仇外倾向。
因此，对于霍尔来说，全球后现代包括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对边缘和差异的开放，对除西方文化叙述以外的声音的开放。但是人们可以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认为全球后现代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新的传媒与技术基础上扩张的表征；而传媒文化中的信息与娱乐的膨胀，则给了资本实现与社会控制以强有力的新资源。固然，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时期的技术、文化、以及政治的世界新秩序是以多元性﹑多样性和对差异及边缘话语的开放为特征的，但它却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与限制着。跨国公司正在成为新文化的强有力的仲裁者。它将压缩而不是扩展文化表达的可能范围。
文化工业近年来向合并与巩固方面的迅猛发展，体现着以更少的特大集团企业加强对信息和娱乐控制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认为，传媒文化的全球化是把全球文化的最低的同质标准强加于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国家广播公司（NBC）﹑英国广播公司（BBC）﹑默多克（Murdock）频道及诸如此类的传媒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最腐朽的一致性与同质性强加于传媒文化。固然，欧洲的有线卫星电视系统有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俄罗斯等国的国家电视台，但这些国家电视台并不怎么真正向“他人”﹑相异者﹑及边缘者开放。确实，有一些更开放的频道，如欧美的公共电台，或澳大利亚的提供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SBS台，但它们并不真是全球后现代的一部分。它们大都是由国家出资或授权建立的，并且经常是区域性的， 范围受限制的。
的确，在霍尔的全球后现代中有一些通路，但它们更可以说是受限制的，或因不断加强的同质化而抵消了。全球传媒文化的特点是：认同与分歧﹑同质与异质﹑全球与地方等相互碰撞﹑冲突的矛盾力量完全和平地共存或共生，就如MTV “拉丁美洲人”（Latino）中的格言一样——这句格言将英语与西班牙语合在一起：Chequenos!――意为Check us out！全球化基本上就意味着跨国文化工业、尤其是美国文化工业的霸权。例如在加拿大，电影院大约有95%的电影是美国的；美国电视在加拿大电视中也占优势；七大美国公司控制着加拿大唱片的销售；报摊有80%的杂志不是加拿大的（参见Washington Post Weekly September 11-17， 1995: 18）。就美国的传媒文化、商品、快餐的入侵来说，拉丁美洲与欧洲的情况是一样的。大型购物商场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全球文化，一种在世界各大洲极端相似的文化。8对全球后现代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呼唤，因此应考虑其与全球同质化与同一趋势的抵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不断强调的主题。
对霍尔（1991）来说，有吸引力的问题是：当一种有代表性的进步政治将自身的影响加于全球后现代领域时会发生什么——似乎全球领域真的已向边缘及他者开放。但事实上，全球领域本身也是被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与政府权力所构建与控制的，上述有代表性的进步政治挣扎着要在竞争中发出对抗的声音或许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不像在荷兰一样，并没有公众能接近的频道或政府投资的开放频道之类的东西。当然，当人们跳出占统治地位的传媒文化时，问题又显得不一样——在边缘，有更丰富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以及对新的声音的更多开放，但这样一种可供选择性的文化很难说是霍尔所指出的全球后现代的一部分。在此，霍尔太注重全球后现代的积极的一面，他的乐观主义态度需要用法兰克福学派及早期文化研究发展起来的对全球资本的批判视角予以调整。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所强调的东西，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模式中将经验与现象结合起来。 这种对能动的受众、抵抗性的阅读、对抗性的文本、理想化的因素等的强调，描画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里，个体被训练为更具能动性的传媒消费者；与一种新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广阔多样的产品、服务、消费选择相应，这里为人们提供了对文化原料的更广泛的选择。在这一王国中，差异被出售。其中，后现代理论给予一定价值的差异、多样性以及异质性，反映了差异与多样性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的繁衍，而这一社会秩序的特点是不断增殖的消费欲望与需求。
后现代文化研究所描述的“混血”文化与认同形式，和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是相协调的。后者提供川流不息的产品、文化、大众，提供在全球与本土的新结构中的身份认同，以及斗争与反抗的新形式（见Appadurai 1990 and Cvetkovich and Kellner 1997）。与一种全球化和“混血”型的全球文化结构相应的，是将全世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文化研究的新形式。文化研究在过去十年，因文章、专著、讨论会、互联网站点的不断增多，以及世界性讨论的展开，已经真正地全球化了。
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初始性的情形下，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老传统是否还有继续使用的价值。首先，这些传统与现在依然是相关的，因为在我们当前的阶段与更早期的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当然，我要说明的是，我们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中间阶段，当前的资本统治形式，与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所描述的早期生产模式与社会组织有着很强的延续性。当代文化比任何时候都更商品化、商业化，因而，在我们将当前的境遇进行理论化时，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商品化”的观点，很明显依然有着根本的重要性。资本霸权依然是社会组织的支配性力量，或许较之以前更是如此。同样，阶级差别正在加剧，传媒文化依然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它仍然对现存于阶级、性别、种族中的不平等起着合法化的作用。因此，早期对当代文化与社会中这些方面的批评性观点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将要说明的是，技术资本主的全球新格局是建立在资本与技术的结构之上的，它生产着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新形式。我一直在论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为分析这样一种结合提供了资源，因为他们的文化工业研究模式将焦点集中于资本、技术、文化、日常生活这些组成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交合点。尽管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中有一种趋向，有时会提供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过分片面的、否定性的景象——其基础是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有另一些方面，使得一种关于技术的批评理论（包括技术的解放性、压迫性两个方面）成为可能（见Marcuse 1941; Kellner 1984 and 1989a）。法兰克福学派因其对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补救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语境中建立有关当代文化与社会的理论。
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要仔细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在批判地分析和改造当代社会与文化方面包含了哪些理论资源。我将用心厘清这两大传统观点中重叠的相似方面，同时也将梳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相互补足，并促使我们为当前关头进行文化研究创造出新视角。我的观点是，文化研究应当回到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并且将当前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它一些后现代转向的中心概念的拒绝作为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质疑性——这种质疑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法兰克福学派共通的——的驱除，已经损害了当代英国与北美文化研究。而向批判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回归运动，对于重新激发文化研究的活力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事业要求一种新的文化研究，它能将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对传媒文化颠覆性要素、对抗性亚文化的强调，与由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有能动性的受众结合起来。我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简化了文化研究，我将为它的重要性作辩护。这一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传媒文化作一般意义的理解上，还表现在对文本及受众如何使用文本的分析中。受众对文本的使用深受传媒产品的生产/销售机制的影响，传媒产品正是在这一机制中流通及被接受的（见Kellner 1995a）。
* 跨边界、超学科性和文化研究
我一直在说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预见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观点，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立场和困境，这两大传统之间的对话已延误的太久了。我还建议将文化研究事业看得更宽泛些——比当代学校课程所教的更宽泛一些，看成一种囊括多种社会区域和社会传统的更广泛图景的描绘。确实，存在着许多文化研究的传统与模式，有从1930年代由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发展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到女权主义和心理分析派文化研究，再到符号学与后结构主义。伯明翰学派之前，在英国和美国就有着悠久的文化研究传统。9在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也存在着可为世界文化研究提供丰富资源的优良传统。
文化研究的主要传统尽量将社会理论、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及特定的政治干预结合起来，从而通过对专业的任意跨越，克服学院劳动分工（人为地造成的学院劳动分工）的准则。文化研究因而启用一系列从社会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历史、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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