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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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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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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以及其它的理论话语中吸收进来的跨学科概念进行操作——这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后现代理论所共享的方法。文化与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于文化研究，这种方法提出，不能停留在文本范围之内，而应关注文本是如何被组织进文本生产系统的，从而关注不同的文本是如何成为不同种类或类型的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如何具有一种存在于文本之间的结构的——同时也关注，不同文本如何在给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将话语结合起来。
比如说，《兰堡》（Rambo）（一部以主人公命名的电影）这样一部电影，属于战争电影一类，与当时特定的对“越南电影”的回归相一致，但其中也组织进了里根时代占主流的反共政治话语（见Kellner 1995a）。它复制了有关遗留在越南的战俘问题的右倾话语和克服越南综合症的需要（比如，对战争失败的羞耻感与对不愿再次运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克服），也组织进了大男子英雄主义、反国家主义的右倾话语、以及用暴力解决冲突的信念。兰保这一形象本身成了一个在全世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全球流行人物”。阐释《兰保》这一电影文本因而就要运用到电影理论、文本分析、社会历史、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反应批评，以及其它类型的文化批评。
因而，人们不应当停留在文本的边界上，甚至也不该停留在文本间性上；而是应当从文本到语境，再到生成文本的文化与社会，人们应当将文本放在文化与社会中去阅读与阐释。跨学科方法因而需要对从文本到语境、从文本到文化与社会的学科边界的跨越。雷蒙德·威廉斯因其对边界与跨边界的关注，对于文化研究显得尤其重要(1961， 1962， and 1964)。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总是看到文化与信息之间的关联，看到它们与社会的关联，而这些文化与信息本身就是在社会中被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威廉斯同时还看到文本是如何具体体现政治斗争与政治话语的。文本被植入这些政治斗争与政治话语中，并被再生产着。
跨边界方法不可避免地把人们推向阶级、性别、种族、性、和一些其它将个体与他者区别开来的范畴的边界，而人们通过这些东西来构造自己的身分认同。因此，大多数文化研究模式以及大多数批评性社会理论都使用了女权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将关注点集中在表现性别、种族、民族、和性等方面的多元文化理论，他们利用从新的批评话语——形成于1960年代——中得来的理论和政治内容来丰富自己的方案。从而，跨学科文化研究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利用一套完全相异的话语，来系统地阐述我们生活中由不同文化形式引起的多种影响的复杂性与矛盾；并展示这些力量如何成为统治的工具，但同时也为反抗与变革提供资源。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开辟了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它把文化的生产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分析（将文化人工制品置于其历史环境中来研究的方法）、受众对文化文本的反应与使用的研究，结合了起来。10
但在批判理论的初始方案中仍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这要求对文化工业的古典模式进行全面重建（Kellner 1989a and 1995a）。克服这一古典模式的局限需要：对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生产过程的更具体的经验性分析；对传媒工业的构成、以及它们和其它社会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更多的经验性、历史性探究；对受众接受与传媒影响的更多的经验性研究；对使用传媒文化作为提供反抗力量资源的更多的强调；以及新的文化理论、方法与一种重新改造了的文化社会批判理论的结合。这样，古典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建计划，将通过把当代社会与文化理论的发展结合进批判理论的事业，而使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文化批评活动与时代逐渐相适应。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二分法也是有问题的，需要用一种更统一的模型来替代，即应当把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谱系，将同样的批评方法应用于所有的文化人工制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主义文学到肥皂剧。此外，与一种“真正的艺术”的观念相对，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当作铁板一块的研究模式更有问题。这一作法限定地把批判的、反抗的和革命的因素留给一些特别的高雅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的、均质化的、对被动的大众起欺骗作用的观点，也容易招至别人的反对。相反，人们应该在整个的文化谱系中看到批判的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是仅将批判的因素分配给高雅文化，却将所有的低俗的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人们也应该考虑到在文化工业的人工制品中找到批判与反叛因素的可能性，就像在圣化了的高度现代主义文化中一样。而法兰克福学派似乎特别地认为只有后者才是艺术地反抗与解放的场所。11人们还应区别传媒文化产品的编码与解码的不同，认识到一个能动的受众经常会从文化工业产品中解读出属于他自己的意思并将其作个人化的运用。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批驳关于文化的高/低二分法，以及严肃地对待传媒文化制品，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这方面的一些局限。同样，他们还以“能动的受众”这一概念――正是他们创造意义和时尚，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被动的受众”这一观念的局限。然而应当指出，瓦特·本雅明――他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松散的关联，却又不是其派别内部的一员――也严肃地对待传媒文化，看到其解放的潜能，并假定了能动受众的可能性。对本雅明（1969）来说，体育运动赛事的观众是运动员能力的有识别力的裁判员，他们有能力批评和分析赛事。本雅明假定电影观众也能成为对电影的意义与意识形态进行批评和分析的专家。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能动的受众”与“被操纵的受众”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以把握传媒文化所造成的所有后果，从而既避免文化精英主义，又避免文化大众主义。
确实，恰恰是从商品化、具体化、技术化、意识形态以及统治这些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视角对传媒文化所作的批判性关注，为对传媒文化更大众主义的、更不加批判的方法――它放弃了批判性的观点，就像在当下一些英国与北美文化研究形式中所表现的一样――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矫正性的视野。事实上，传播学领域从一开始就被分割为两部分，[这一表述是由洛扎斯费尔 (1941)在法兰克福学派所编的“大众传播”上的一篇文章中给出的]，一是与“社会研究所”联合的批判学派；一是与之相对的管理性研究。洛扎斯费尔(1941)将后者表述为在既定的传媒与社会机构的限定因素中进行的研究，认为那将提供对这些机构有用的材料――这是一种洛扎斯费尔自己认同的研究。因而，只是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批判性传播学研究。而且我认为，一种对重新改造过的最初模式的回归对于今天的传媒与文化研究将会很有作用。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本身是片面不全的，但它确实为批评传媒文化的意识形态形式、及其提供意识形态的方式――这一方式使压迫的形式合法化――提供了工具。意识形态批评是文化研究的基本要素，法兰克福学派对开创系统而持续的文化工业方面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很有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在他们的文化批评中的“语境化”方法尤其有用。这一团体的成员在批判社会理论这一框架中进行他们的分析，因而将文化研究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对信息与文化如何在这一秩序中被生产、以及他们所设定的它们的角色与功能的研究，结合起来。信息与文化研究因而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文化与信息研究要扮演从未有过的更重要的角色。12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说明，目前英国文化研究方案中对法兰克福学派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社会理论的忽视，损害了当代文化研究。而本来文化研究通过结合法兰克福学派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其与批判社会理论联系密切――可以得到丰富和充实。我要通过运用一些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文本逐步展开这一论点，并且批判当前的一些方案。这些方案正由于其对早期更具马克思主义导向的观点的放弃，而显得有问题。而前述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观点，却是早期英国文化研究方案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工作的特质。
* 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
与在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背转相反，我认为将文化文本分析置于文本生产与流通的系统中非常重要――这一方法通常以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被提到13。但是这需要对何种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才有用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反思。“政治”与“经济”这些词，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那就是文化的生产与流通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系统中的，这一经济系统由国家、经济、传媒、社会机构与实践、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之间的关系组成。政治经济学因而涵括了经济学、政治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其它重要方面。
至于传媒机构，比方说在西方民主政治里，资本主义经济宣称文化生产由市场规律决定，但民主的要求意味着国家对文化的某些调节。在特定的社会中，当涉及到哪些行为应该单独由市场规则决定，而什么程度的国家调控或干预――比如保证广播节目的广泛多样性、或对公认有害现象的禁止（如香烟广告与色情）――是可接受的时，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张力。[见Kellner 1990]
政治经济学将一些事实凸显了出来，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依照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一生产方式构造着公共机构，并按照商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转，因而文化产品是以盈利和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力（如传媒技术与创造实践）是根据主导的生产关系而被运用的。这一关系在决定什么样的文化人工制品应该生产，以及如何消费它们等方面非常重要。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单独地指经济学，它还指存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其它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因而这一词语把文化与它的政治、经济语境联系了起来，并使得文化研究向历史与政治开放。它是一种竞争与对抗的场所，而不是像其反对者所讽刺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结构。
政治经济学还提醒人们注意，文化是在统治与臣属的关系中被生产的，因而复制或抵抗着现存的权力结构。这种视角还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标准，依据它，批评家可以抨击文化文本中复制了阶级、种族、性别以及其它统治性等级形式的那些方面，同时积极评价那些抵抗与推翻现存统治的方面，或者描绘针对它们的反抗与斗争的形式。此外，将文本置入其所由生产与流通的文化系统，有助于阐明文本的特性与影响，而这些方面是单独用文本分析法可能遗漏或重视不够的。与研究文化的对立性方法不一样，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既能对文本的分析与批评有所补益，同时又对受众对传媒文本的接受与使用的分析与批评有助――这一点正如我下面将要试图论证的。生产体制通常决定要生产什么样的人工制品，决定对于什么能说或不能说、能表现或不能表现的结构性限度，并测定文本可能激起受众怎么样的期待或促发受众怎样的使用。
我认为，对斯图亚特·霍尔著名的编码与解码区别的关注（1980b），使人想起政治经济学在组织传媒人工制品的编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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