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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公认的从1960年代早期到1980年代早期的经典阶段，英国文化研究继续采用深受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见霍尔1980a）。尽管霍尔经常在自己的叙述中不提法兰克福学派，一些伯明翰成员的作品仍然重复了某些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包括他们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模式，以及他们的政治视野和策略。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对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意识的衰退作综合观测，研究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方案失败的背景。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把工人阶级整合进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并得出一种新的消费和媒体文化正在铸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方式这一结论。
两种传统都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部，都视意识形态批评为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核心（CCCS 1980a 和 1980b），都视文化为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中，各种文化形式成为塑造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助手，这些模式促使个体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环境。同样，两者也都把文化当作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不管是英国文化研究先驱们（尤其是雷蒙德·威廉斯），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将文化作为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力量而看得很重要。在稍晚一些时候，英国文化研究将给传媒文化、受众判读和传媒人工制品中的抵抗性因素以一定的肯定；而除了一些例外，法兰克福学派却倾向于将大众文化看作意识形态统治的纯一而有力的形式。这一差别严格地将这两大传统区分开来。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就是很政治化的。它把焦点对准对抗性亚文化中的反抗潜能。首先，给予工人阶级文化的这种潜能以一定的重视；其次，给对抗资本主义统治霸权形式的青年亚文化以一定肯定。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但与赫伯特·马尔库塞相似），英国文化研究转向青年文化，认为它能够为社会变革和反叛提供潜在的新形式。通过对青年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论证了文化是如何构建截然不同的个体与团体身份认同的，对各种不同的青年文化的反抗性潜能作了评价（杰弗逊 1976 ，赫伯笛1979）。文化研究开始集中研究亚文化团体是怎样通过创造自己的时尚和身份认同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及身份认同的。那些遵循占支配地位的时尚、行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倾向于在主流团体中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成为特殊社会团体的成员（如美国白人中的中产阶级保守派）。而那些认同亚文化（如庞克文化、黑人民族主义亚文化等）的个体，表现和行动与处于主流文化中的人都很不相同，他们认同于反抗者的身份，把自己定位于对权威模式的反叛。
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地将目光局限于媒体文化和流行文化——这一文化已经成为该派努力的重要焦点，而没有很充分地参与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美学运动。无论如何，与英国文化研究对现代主义的忽视和某种程度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高雅文化的忽视（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相比，法兰克福学派以自己多样的方式对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艺术的参与，以其更富于生产性而给我很深的印象。在其对流行文化的合法研究和对媒体文化制品的关注热情中，英国文化研究似乎已经因其对流行文化的情有独钟而远离所谓的“高雅”文化。这种对“高雅”文化的背转的代价是：牺牲了洞察多种文化形式的可能、重复了将文化划分为“流行的”和“精华的”二元模式（这只不过是倒转了古老的高——低评价级别中的积极性与消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使得文化研究和试图发展与“历史的先锋”（伯格 1984）相联的、反抗的文化形式的努力相分离。像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先锋运动，都想要创造一种变革社会的艺术，并为统治性的文化形式提供替代品。
先锋主义艺术运动所具有的反抗与解放潜能，是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主要关注点。而很可惜的是，英国及北美文化研究大大地忽视了对先锋主义艺术形式和运动的关注和参与。有趣的是，这样一种关注却是《银幕》（Screen）杂志一项方案的主要工作，随着该杂志的强大影响席卷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它在1970年代的英国成为在文化理论上的主导先锋。在1970年代早期，《银幕》揭露出存在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深刻差异，并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艺术和各种各样对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符码进行再生产的媒体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此外，他们还积极评价了先锋派的现代主义美学实践，这种美学实践因其解放性的政治作用而受到拥护。这一方案使“银幕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有了很深的亲缘关系，尽管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重大差异。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系统地批判了《银幕》发展起来的理论立场，就我所知，这一批判从未得到真正的回应。6确实，到1980年代，被人们所知晓的“银幕理论”自身，作为一种一致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规划已经被消解，并变得支离破碎。尽管英国文化研究对“银幕理论”的批评有许多令人信服之处，我仍然要说，较之英国与北美文化研究对先锋派实践的忽视，“银幕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该实践的重视提供了一种更具生产性的选择。
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必须将文化放入其所由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从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顺着葛兰西的霸权这一关键概念，英国文化研究对传媒文化将一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综合进统治方案的方式进行研究。这一统治方案使个体在被整合进消费社会和政治计划（如里根主义或撒切尔主义）中时，其意见与大多数人共享的意见相一致。这一方案在许多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相似。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即都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
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基础是跨学科研究的进取心，这种努力对抗着现存的学院学术分工。确实，他们对边界的跨越、对将文化从其社会／政治语境中抽离出来的不利后果的批评，在某些人中招致了敌意。这些人是更以学术为导向的，比如说，他们相信文化自治而放弃社会学的与政治的阅读。与这种学院派的形式主义及分离主义相对，文化研究坚持必须将文化放入其所由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从而文化分析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借用葛兰西的霸权与反霸权理论模式，它试图分析“霸权术”或“统治术”以及社会和文化的统治力量，并寻求抵抗与斗争的“反霸权”力量。这一方案将目标定在社会变革上，并试图详细说明统治与反抗的各方的力量，以助于推进对压迫和统治的政治斗争与解放。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早期权威表述中，强调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并对文化的政治经济背景、生产和流通、文本产品本身、及大众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些很明显地和法兰克福学派相似的立场。比如，在其经典的纲领性文章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编码/解码”（他借用马克思的大流程模式，以给“一个连续不断的流程”清晰的描述来开始自己的分析）是一个“生产——流通——消费——生产”的循环过程（1980b:128ff）。霍尔把这种模式具体化为集中注意力于传媒机构是怎样生产意义、怎样使之流通、以及受众怎样使用文本或对文本进行解码以创造意义这些方面。此外，在一份1983年的讲稿（1985/1986年出版）中，理查德·约翰生（Richard Johnson）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模式。与霍尔的早期模式相似，它以文本生产、文本本身、和文本接受这一流程图为基础——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流通相类似。这种模式借助强调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性，以图表来进行阐述。尽管约翰生强调了在文化研究中对生产这一环节分析的重要性，并批评了“银幕理论”因默守文本的唯心主义方法而对这一视野的放弃，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的许多作品还是重复了这一疏漏。
然而，在更新近一点的文化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变（这一转变遍及整个英语世界）——转向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的后现代问题。其根据迈克奎因所称的“文化大众主义”（1992）而对快乐、消费、和个体身份的建构加以强调。从这一角度看，传媒文化为身份认同、快乐、和授权物质基础；从而，受众通过他们对文化制品的消费而创造“时尚”。在这一阶段——大致从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英国和北美的文化研究从以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转向了身份政治的后现代形式，并且对媒体和消费文化持更少的批评态度。他们把重点越来越置于受众、消费、和接受这些方面；而对文本的生产与传播、以及文本如何在传媒工业中被生产等方面的关注却被置换了。
* 后现代文化研究？
在这一部分，我希望说明，与早期阶段相比，从1970年代晚期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模式，是以下转变在理论上的反映。这一转变就是：历史已从植根于大众生产与消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福特主义）阶段，进入到新的资本和社会秩序王国——有时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哈维1989）或“后现代主义”（杰姆逊 1991）。这一新时期以注重差异、多元、折衷主义、大众主义的全球性跨国资本为特征，并在新的娱讯（information/ entertainment）社会中强化着消费主义。以这种观点看，日渐增生的传媒文化、后现代建筑、购物商城、以及后现代镜像文化，成了技术资本主义新时期的促进者和殿堂。这一资本主义最近阶段囊括了后现代映像和消费文化。
因而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回应。被描述为“新修正主义”的理论（McGuigan 1992:61ff），完全切断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联系。在文化研究的最近阶段，广泛存在着一种走向“端庄而有分寸”的倾向。它因强调本土的快乐、消费、及流行文化对混合身份的建构，甚而完全忽视经济、历史、和政治因素。这一文化大众主义重复了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所发生的转变，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与其称之为的还原主义，以及关于历史目的论、统治与解放的主要叙述。7
事实上，正如迈克奎因(1992:45ff)已经证明的，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学没有稳固的联系。尽管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生把文化研究的基础建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模式之上（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他们以及其他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经济学分析。并且大多数自1980年代至当下的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的实践者，都完全地背离了政治经济学。霍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摇摆态度，让人心生怀疑。因而在上面提到过的那篇文章中，霍尔从生产这一环节来开始文化研究并建议深入资本流通模式的考察(1980b)，同时在《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提议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式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将它们进行综合。他对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表述更偏向于不一致，也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比如说，在《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放弃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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