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应该利用多元的视角或批评方法。此外，我还认为，这样一些研究结果，需要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解释，并将其语境化，从而充分地描述它们的意义和影响。
在具体研究中应采用何种视角，取决于研究的主旨、研究的目的及其范围。很显然，在每一个个别研究中，人们不可能采用我上述建议的所有视角。但我认为，如果你是在研究一种复杂的现象，比如：海湾战争、麦当娜、兰堡现象、爵士音乐、或O.J.辛普森审判，你就需要采用到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以及大众接受研究等视角，才可以阐述这些传媒文化景观的所有方面。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自己限定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观点如何能丰富文化研究的那些论点上。作为论证这一方法之富有成效的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思考一下麦当娜和麦克·杰克逊现象。已经有许多有关他们的文本读物以及关于麦当娜对她的观众的影响的著作，但是关于其制作方式与市场策略是如何帮助制造他们的名声这一点，却很少有研究。
我的观点是，麦当娜和杰克逊启用了一些在传媒文化历史上精通制作与推销的一组人，这一点因而应当在对他们的意义、影响、及大众对其使用的分析中被考虑进去。正如麦当娜的流行在很大一部分上是由于她的推销策略、她对音乐录像带的制作、以及她的形象对不同大众的吸引力等因素的作用一样(参见 Kellner 1995a)，杰克逊的传媒设计者也启用了第一流的制作、推销和公关人员。在MTV 和音乐录像带成为流行音乐领域里决定名望的主要因素的时代，无论麦当娜还是杰克逊，都获得了超级明星的身份；并且在仰贵、却又例外地有较高生产价值的音乐录像带里，他们都因其外表和引人入胜的表演而无可争辩地受到欢迎。在这两个个案中，可以论证的是，正是他们形象的推销和他们的音乐录像带或音乐会的公开展示――而不是他们的声音或说他们的任何特殊的音乐天才――使得他们流行。他们在音乐录像带的制作中，都启用了最好的音乐编剧、舞蹈指导、以及摄影师；都是在极其壮观的、宣传的很好的、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的音乐会上进行表演；都启用了不息的“广告机器”，不断地使他们自己出现在大众眼前；尤其地，他们都不断地得到MTV的赞美，后者用整个的周末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专门宣传他们的作品和名声。
因而，他们都因对音乐生产“机器”的理解和运用，以及文化工业对他们的提拔而成功。有趣的是，杰克逊一开始时把主流大众定为自己的目标，企图同等地吸引住白人和黑人、青春期前的孩子和十几岁的观众。确实，在不断的整形手术之后，他变得越来越白，在外表上抹去了种族的标记；同样，他制造了一种瓦解男性与女性、孩子与成人之间区别的单性人外表和形象，似乎既孩子气又性感，就像一位天真无知而又精明的商人，以此来吸引多样的观众。麦当娜则相反，首先以十几岁的女观众为目标，然后，通过在音乐录像带和音乐会上显出表演者的肤色和区别种族的标记，以把不同的种族观众定为自己的目标。
两者都对同性恋观众具有吸引力，麦当娜独特地改变了音乐录像带的可接受的界线，而后因公众认为的过分极端的性问题，导致MTV对1990年一张名为“为我的爱辩护”的唱片的禁止。同时，他们两者都变得非常有争议，麦当娜是由于她对性的宣传，杰克逊是由于对他骚扰儿童的谴责。确实，后者导致了杰克逊――他曾表现为儿童的爱护者――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严重危机。但当他的形象变得太原原本本时，他需要对他在公众面前的伪装外表再次进行刷新，重新“打磨上光”。在用经济方式解决了与那位宣称杰克逊对他进行了性骚扰的男孩家之间的纠纷之后，杰克逊在1990年代中期着手了一系列孤注一掷的尝试，试图重塑自己良好的形象。他于1994年娶了俄维斯（Elvis）的女儿丽沙·马丽·普雷斯利（Lisa Marie Presley），从而把自己定位为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丽沙前夫所生孩子的父亲），并且继续保住了在“摇滚之王”作为王者的地位。随着1995年“他的故事”（一张他最好的作品及近期作品集的唱片）的推出，杰克逊用三千万美元的预算同索尼唱片公司着手了一次庞大的广告活动。这张唱片不如他早期的唱片销得好，但它至少把杰克逊带回了引人注目的中心，同它伴随而来的是1995年夏一场空前大规模的“媒体轰炸”：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将一整套特别的节目献给杰克逊和他的妻子，并在因特网互动实况中献给“杰克逊在线”及他的爱好者们。另外从未有过的是，MTV将一整个星期的主要时间段的节目奉献给杰克逊。
然而，当杰克逊和丽沙·马丽·普雷斯利在1996年离异时，谣言又再次流传，说他一直患有恋童癖。这些谣言及他的婚姻的破裂产生一些不好的传闻，并且削弱了他的形象。在这一危机中，杰克逊宣称一位带着他的孩子的老朋友有了身孕，并称他要在1996年秋天与她结婚。通过这些，他再一次试图创造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正面形象。可是，接着相反的报导又一次传开了，杰克逊的形象再一次陷入危机。靠传媒活着的人，也能因传媒而死。尽管像老战士一样，传媒名人有时只是逐渐衰弱，而不是立刻消失。
无论如何，对明星身份和名声的制作及推销等方面进行分析，能有力地帮助祛除传媒文化中的假偶像的神秘性，并能创造一种更具批评性的大众接受。对传媒文化的经济方面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批评意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生产与传播。我一直在论证，对这一方面的分析能增强文化研究的能力，并有助于发展一种批评性的传媒教育，它能对如何解读传媒文本、如何研究受众对它们的使用，进行扩展或补充分析。
因此，多元视角的、批评性的文化研究，为理解文化提供了广泛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被运用于多种多样的文化制品：从色情业到杰克逊和麦当娜；从海湾战争到“比维斯和烟头”；从现代主义绘画到后现代建筑学。这一广泛的视角包含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以及受众研究。它为个体提供了批评性的、政治的视角，使个体能解剖占主流的文化形式的意义、要旨及其影响。文化研究因而可以成为传媒教育的一部分，使得个体能抵制传媒的奴役，增加他们的自由、增强他们的个性。它使人们在获取对自身文化的控制权，在为争取替代性文化和政治变革时更有力量。文化研究因而并不是另一种学院时尚，而是为争取更美好的社会与生活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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