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选学"之号虽成于李善，但"选学"在隋、唐之际蔚然兴起，殊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汉书》学"为"选学"开创注释路径，其次是"选学"与"类书学"构成文事之两翼，第三是隋唐科举选士的大力推动。嗣后，"选学"作用于唐、宋两代，影响及于后世千百年，绵延不绝。
【关键词】 《文选》学 李善 《汉书》学 类书学 科举
"《文选》学" （以下简称"选学"） 专门名家，始于隋、唐之际，此点已为当今"选学"研究者所熟知。然而"选学"何以兴起，何以成名，迄未见有专题论文进行全面推究。有之，则饶宗颐先生《唐代文选学略述》一文间有涉及（1）。饶氏目光如炬，见解洞彻，惟以其大旨在总括一代之史，力求面面俱到，于"选学"之兴起，一笔带过，并未全力赴之，终不免令人有未得一间之感。兹不揣固陋，拟借饶文先机而作此专题考述，所谓狗尾续貂，恐难幸免也。
一 "选学"之号成于李善
据骆鸿凯《文选学》，两《唐书》言及《文选》处，计有七条之多。其中"选学"之名两见，而论其归属，最为明确者，当属《新唐书·文艺中·李邕传》: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成书在前的《旧唐书·文苑中·李邕传》亦叙及其事，但不称其名号:
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令。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2），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 又《旧唐书·儒学上·曹宪传》亦云: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较两《唐书》记载更早的史料，则见于中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其书卷九《著述》云: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
显而易见，两《唐书》乃是剿袭刘肃之说。刘肃尝为江都主簿，于当地学术掌故当有所留意，所言"选学"始末，必非虚言。
综合以上引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选学"之得名，起自曹宪而成于李善。至于"选学"之内涵，细言之，则应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1）曹宪既开风气又为师，为"选学"导夫先路;（2）许淹、李善、公孙罗等激流扬波，使江、淮间成为"选学"的一大重镇;（3）李善晚年"居汴、郑间"，"以讲《文选》为业"，堪称"选学"发展与成熟的最大功臣;（4）"诸生四远至"，且能"传其业"，汴、郑间成为"选学"又一大重镇，其声势与规模亦当不让于江、淮间;（5）李善"敷析渊洽"的《文选注》，集"选学"之大成，并"大行于时"，"选学"亦终因李善而专门名家;（6）"选学"自初起至成家，其全部学术内涵不外乎两端，即"音义"与"讲授"，李善则一身而兼两任。
据《旧唐书·高宗纪下》:"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可知李善"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选学"随之成名，皆当在上元元年（674）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检饶宗颐先生所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其中收录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李善注《西京赋》 （法藏P.2528） 残卷，适足反映"选学"（李善注）在当时流播甚广，僧俗皆得传写。有鉴于此，我们不妨认定永隆元年（680）为"选学"大盛成名的具体年份。若再结合"选学"代表人物萧该、曹宪的事迹加以推断，则完全可以说，"选学"的兴起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当始自隋大业，止于唐永隆，前后历时约计八十年。现在来探究"选学"兴起之原因，则须在此八十年时段之内，从其代表人物萧该、曹宪、李善身上寻求答案。 二 "选学"导源于"《汉书》学"
关于唐初"《汉书》学"之盛，以及"《汉书》学"与"选学"之关系，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1814）早有专门考述。其言广征博引，欲加节录，委实不易，今不惮辞费，以最简省之文字摘引如下: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 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 （《敬播传》） 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
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3）
赵翼之说已然证明，六朝至唐初的学术风气，最重"《汉书》学"与"选学"（"三《礼》学"姑置诸不论），而为"选学"者，其先又大多以"《汉书》学"名家。譬如最早为《文选》作音义的萧该，即其显例也。《隋书·萧该传》云:
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又《隋书·阎毗传》亦云:
毗七岁，袭爵石保县公，邑千户。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
就萧该而论，其治学途径，由《汉书》而入《文选》，其"《汉书》学"成就远大于"选学"，明矣哉。至于李善，也是一位"《汉书》学"与"选学"兼修的学者。读两《唐书》李善传，可知李善曾师从曹宪，继承曹氏"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衣钵，而后深入"选学"，撰成《文选注》六十卷奏上，再后来始有"《汉书》学"专著《汉书辨惑》三十卷问世。不过在此过程中，有两个情况颇值得注意，一是《新唐书·艺文志四》除著录"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外，还著录有"李善《文选辨惑》十卷"。《文选辨惑》与《汉书辨惑》书名相侔，应能说明二者在体例或撰写年代上必然存在较大关联;二是李善的"《汉书》学"功底，渊源有自，蛛丝马迹，昭然可寻。《旧唐书·秦景通传》附刘纳言传云:
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纳言，乾封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贤。及贤为皇太子，累迁太子洗马，兼充侍读。
依据上文所举饶文的考证:"龙朔元年（661）九月，徙潞王贤为沛王。善为沛王侍读，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4）对比刘纳言传，可知李善及另一位"选学"家公孙罗，皆曾与刘纳言同时在沛王府供职。刘乃"《汉书》学"宗匠，虽说史未明言彼此间有所师授，但揆诸常理，"《汉书》学"与"选学"学理相通，相互切磋应属可能。故李善既撰《文选辨惑》，又撰《汉书辨惑》，其根由亦当不言自明。
如若从学术发展的历史层面作一回望，则"《汉书》学"与"选学"之递进关系，谓之如父如子，谅非戏言。正如饶先生所说:"是时《汉书》已成热门之显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5）即以此论为本节作一小结。
三 "选学"与"类书学"一脉相承
古之类书（类事之书），肇始自三国魏文帝编纂《皇览》。迄于南北朝时期，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诸如《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之属，陆续修成，动辄以数百卷。下逮隋、唐之际，此道尤为风行，《北堂书钞》、《长洲玉镜》、《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初学记》等，鸿篇巨制，远迈前人，体例亦愈见精善。而与修类书诸公，则每以"该博"名闻一时。尤耐人寻味者，初起时的"选学"专家，竟多有与修类书的经历，曹宪可谓典型事例。前引《旧唐书·曹宪传》有言:
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
曹宪传还盛称其训注张揖之《博雅》，继杜、卫之后复兴文字学之功，可见曹宪之所以号称"该博"，惟以其深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再看稍早于曹宪的萧该，情况亦极相类。今知萧该是《切韵》成书的关键人物，事见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卷首之陆法言序:
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诣法言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今返初服，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 （6）
由此可见，"选学"初时乃"音义"之学，此种性质决定为"选学"者必当精于"小学"，否则不堪任其事。除萧、曹二人外，还有一位孟利贞，差不多与李善同时，亦以"该博"称，且有"选学"撰述《续文选》十三卷。他的成名，亦得益于编纂类书。《旧唐书·孟利贞传》云:
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1] [2] 下一页
